红英选择在凌晨四点出发。

这个时间，城市还沉在最深的睡眠里，连最早起的清洁工都还没上街。她穿上苏芮准备的深灰色外套——布料厚实，能挡晨露的湿气，口袋足够深，能放得下必要的东西。

她在厨房停留了一会儿，往保温壶里灌满热水，又用油纸包了两块昨晚剩下的桂花糕。动作不紧不慢，像是去郊游，而不是去见一个可能决定生死的人。

林深已经等在后院门口。她递给红英一个巴掌大的布囊，里面装着几片银白苗的叶片，还有一小撮菌丝。

“定位和录音。”林深说，“菌丝会记录周围所有的生物电波动和声波频率。如果超过三小时没有信号传回，我会启动应急预案。”

红英接过布囊，塞进外套内侧的口袋：“他不会杀我。至少不会在明面上。”

“暗地里呢？”

“暗地里，我们互相杀过很多次了。”红英的语气平静得像在说“我们下过很多次棋”，“只是都没成功而已。”

她推开后院的门。晨雾像乳白色的纱，笼罩着空无一人的老街。石板路上凝结着露水，踩上去发出细微的咯吱声。

红英走得不快，每一步都踏得很稳。她没有回头，但知道林深一直站在门口，直到她的身影完全消失在雾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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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面地点选在城南的“观澜茶社”——一家有百年历史的老茶馆，木质结构，雕花门窗，空气中永远弥漫着陈年茶香和旧木头的味道。这个时间点，茶馆还没开门营业，但后院的雅间已经亮了灯。

红英走到茶馆侧面的小巷，敲了敲一扇不起眼的小门。三轻一重，是她和郑怀远三十年前约定的暗号。

门开了条缝，一个年轻侍者探出头，看见红英，点点头，侧身让她进去。

穿过一条狭窄的走廊，尽头是茶馆最里面的雅间。门上挂着竹帘，帘后透出暖黄色的灯光。红英在门前停了一秒，抬手撩开帘子。

郑怀远已经坐在里面了。

他穿着深蓝色的中山装，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戴着一副无框眼镜，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至少十岁。面前的茶桌上摆着一套青瓷茶具，水已经烧开了，在红泥小火炉上咕嘟咕嘟地冒泡。

“你还是喜欢喝生普洱。”红英在对面坐下，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

郑怀远抬头看她，眼镜后的眼睛微微眯起：“你还是喜欢在凌晨四点见人。”

“这个时间安静。”红英自己动手倒茶，动作熟练，“不会有不相干的人打扰。”

茶水注入杯中，升起袅袅白汽。两人都没说话，只有水声和远处隐约的虫鸣。

郑怀远先开口：“深海的事，处理得很干净。连我都差点没查出来。”

“你查出来了。”红英说。

“因为我知道你会怎么做。”郑怀远端起茶杯，闻了闻茶香，“你总是这样，红英。宁可把自己也埋进去，也要保住那些‘不该被忘记’的东西。”

“那是人，不是‘东西’。”

“在委员会眼里，有区别吗？”郑怀远放下茶杯，“在你我还在那里的时候，我们不是也把人分门别类——可清洗的，不可清洗的，有价值的，没价值的。”

红英的手指在茶杯边缘摩挲：“所以你到现在还这么分？”

“我进化了。”郑怀远微笑，“现在我分的是——可管理的，不可管理的。倒悬屋和七个谱系的网络，现在处于微妙的中间地带：有管理的价值，但管理成本太高。”

“所以你想用情绪污染来增加管理成本？”

“那不是我。”郑怀远说得很坦然，“是‘硬派’那些蠢货。他们以为只要证明网络危险，就能说服上面强行接管。但时代不同了，红英。现在讲究的是‘合作共赢’，不是‘暴力清剿’。”

红英盯着他：“那你想要什么？”

郑怀远没有立刻回答。他给自己续了杯茶，又给红英续上。茶叶在热水中舒展，像缓慢绽放的花。

“我想要一个未来。”他终于说，“一个记忆可以被规范、被引导、被有效利用的未来。不是委员会的清洗，也不是倒悬屋的……放任自流。”

“‘放任自流’？”红英重复这个词，“你是说让人们自己决定记住什么？”

“人们不知道什么该记住。”郑怀远的语气依然平和，但话语锋利，“他们会被痛苦困住，被仇恨吞噬，被无意义的细节占据有限的心智空间。我们需要——不，是这个世界需要——专业的引导。”

“你就是那个‘专业’？”

“我是其中之一。”郑怀远承认，“协会里像我这样的人不少。我们看到了记忆经济的潜力，也看到了它可能带来的混乱。红英，你应该明白——当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记忆泡泡里，社会共识如何形成？集体决策如何进行？”

红英冷笑：“所以又要回到老路？少数人决定多数人该想什么，该记住什么？”

“不是决定，是引导。”郑怀远纠正，“就像园丁修剪树枝，不是砍掉树，是让树长得更好。倒悬屋现在做的，是让所有树枝胡乱生长，哪怕有些已经病变、腐烂，也不肯修剪。你认为这样健康吗？”

“真实不总是健康的。”

“但社会需要健康。”郑怀远身体前倾，压低声音，“红英，你知道现在外面是什么情况吗？感官革命带来共情普及，但同时也带来了情绪传染病。一个社区的集体焦虑，一个工厂的集体抑郁，这些都在发生。而倒悬屋的网络，正在放大这些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