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文一听到这个问题，立即就全神贯注地考虑起又大又庞杂的家业的种种细节，于是出了牛棚，径直朝账房走去，同管家和包工头谈了一阵之后就回家，一直来到楼上客厅里。

他走进平时喝茶的小客厅，在他的安乐椅上坐下来，拿起一本书，阿加菲雅给他端了茶来，并且照例说一声“老爷，我坐了”，便在窗口一张椅子上坐下来。这时，说也奇怪，他觉得，在自己内心里有一种什么东西渐渐放慢速度，渐渐停住，渐渐稳定下来。

舞会之后，第二天清早安娜就打电报给丈夫，说她今天就离开莫斯科。

“你到这儿来做了一件好事。”陶丽凝神望着她说。

安娜用泪汪汪的眼睛看了看她。

“不要说这话，陶丽。我没有做什么，也做不出什么。你能饶恕他，那是因为你心里有那样深的爱……”

“要不是你，天知道会怎样呢！你多么幸福呀，安娜！”陶丽说。“你心里完全是开朗的、舒畅的。”

“就像英国人说的，各人心里有各人的烦恼事呀。”

“你有什么烦恼事？你一直是那样开朗嘛。”

“有的！”安娜突然说，“你可知道，吉娣为什么不来吃饭？

她吃我的醋呢。我破坏了……是因为我，她在舞会上不是高高兴兴，而是很痛苦。不过，说真的，真的，我没有错儿，或者只有一点点错儿。”她说“一点点”这个词儿是用细声细气的声音说的。

“不过，安娜，我说句实话，我不赞成吉娣这门婚事。如果伏伦斯基在一天里就能爱上你的话，那这事儿还是吹掉的好。”

陶丽最后一次拥抱小姑时，她小声说：“记住，安娜：你为我做的事，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你也记住，我是爱你的，而且会永远爱你，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好啦，感谢上帝，一切都过去了！”当安娜跟还站在车厢过道里的哥哥最后一次告别时，脑子里首先出现的就是这样一个念头。在车厢里安娜从提包里拿出一把裁纸刀和一本英国小说。起初她看不进去。先是嘈杂声和走动声打搅她，后来火车开动了，又不能不听听那轧轧的响声；然后是雪花敲打左边的车窗，并且粘在玻璃上；再就是大家谈起外面可怕的大风雪，——这都分散了她的注意力。但她又无事可做，于是她一面用纤手摆弄着光溜溜的裁纸刀，勉强看下去。

火车进了一个小站，她站起来，叫安奴什卡把披肩和头巾拿给她，她穿戴好了，朝门口走去。

她开了门，狂风和暴雪迎面朝她扑来，她用手抓住冰凉的门柱，按住衣服，走下车来。她张开胸膛舒畅地吸着雪花飞舞的寒冷的空气。

可怕的暴风雪从车站拐角后面扑过来，敲打着一根根柱子，在列车车轮之间狂呼怒啸。她又深深呼吸了一下，好把空气吸够。她已经从暖手筒里抽出手来，准备抓住门柱进入车厢，这时有一个穿军大衣的人来到她跟前，遮住了摇曳的灯光。她回头一看，立刻认出伏伦斯基的脸。他行了一个军礼，就在她面前弯下身来，问她是否需要什么，他能不能为她效劳。

“我还不知道您也走呢。您为什么走呀？”她放下正要去抓门柱的手，说。她的脸放起光来，流露出掩饰不住的喜悦和生气。

“我为什么走吗？”他对直地看着她的眼睛，反问道。“您要知道，您到哪儿，我就到哪儿，”他说，“我没办法不这样。”

他说的正是她心里希望而在理智上害怕的话。她什么也没有回答，但他在她的脸上看到了心里的斗争。

“您说这种话，很不好，如果您是个好人，那我请您把这话忘掉，我也会忘掉的。”她终于说。

“您的每一句话，您的一举一动，我都永远不会忘记，也无法忘记……”

“够了，够了！”她叫起来。他正如饥似渴地盯着她的脸，她就想在脸上装出一副严厉的神气，但是装也装不出来。于是她一手抓住冰凉的门柱，跨上踏级，急急地走到车厢过道里。她不用回想自己的话，也不用回想他的话，凭感觉就明白了，这片刻的谈话使他们极其接近了。这使她又害怕又感到幸福。

到了彼得堡，火车一停下来她就下了车，首先引起她注意的就是丈夫的脸。“哎呀，我的天！

他的耳朵怎么这样啦？”她望着他那冷冷的、堂堂的仪表，特别是他那一对现在使她感到惊讶的、撑住圆礼帽边缘的大耳朵，心里想道。他一看到她，便迎着她走来。

“哦，你瞧，亲爱的丈夫像新婚第一年一样亲爱，望你望得心急如焚呀。”他慢条斯理、细声细气地用一种几乎经常对她用的腔调说。谁要是真的用这种腔调说话，那是非常可笑的。

“谢辽沙好吗？”她问道。

“这就是对我满腔热情的全部报答吗？”他说，“他很好。”

伏伦斯基这一夜连想都不想睡。他觉得自己像个皇帝，倒不是因为他相信他给安娜留下什么印象，他的确还不相信是这样，而是因为她给他留下的印象使他觉得幸福和得意。

等他在彼得堡下了火车，他觉得自己在一夜未眠之后依然精力饱满，神清气爽，就像刚刚洗过冷水澡一样。他在自己的车厢旁边站下来，等待她出来。“我要再看她一眼，”他在心里说。可是，他还没有看到她，就看到她的丈夫。“哦，是的！

她丈夫！”现在伏伦斯基才第一次真正明白了，丈夫是跟她结合在一起的人。

卡列宁那种扭动整个臀部和笨拙的两腿的走路姿势特别使伏伦斯基看着难受。他看到这对夫妻别后第一次见面，凭着一个有情人敏锐的眼力看出她和他说话多少有点拘谨的神情。他暗下里断言：“不，她不爱他，她不会爱他的。”

就在他从后面向安娜走近的时候，他高兴地发现，她感觉到他走近了，并且本来要回头看的，但已知道是他，就又和丈夫说话。

“您晚上睡得好吗？”他说着，向她和她丈夫一并鞠了一个躬，让卡列宁认为是在向他鞠躬，至于卡列宁认识不认识他，那就由他了。

“谢谢您，很好，这位是伏伦斯基伯爵。”安娜说。

“噢！我们好像认识。”卡列宁伸过一只手，淡淡地说。又对安娜说：“你和母亲一道走，却和儿子一道回来。”“您想必是来休假的吧？”他又问伏伦斯基，但不等回答，他又用玩笑的语气问妻子：“怎么样，在莫斯科离别时流了不少眼泪吧？”

他对妻子说这话，是想让伏伦斯基知道，他要一个人跟妻子在一起了，而且还向伏伦斯基转过身去，举起手碰了碰帽檐。

“希望有幸能到府上去拜访。”伏伦斯基说。

卡列宁用疲惫的眼睛看了看伏伦斯基。

“欢迎，”他冷冷地说，“每逢星期一我们接待客人。”

家里第一个出来迎接安娜的是儿子。他不顾家庭女教师的呼喊，从楼梯上朝她跑来，一面欢天喜地地叫喊着：“妈妈，妈妈！”他跑到她跟前，一下子就吊在她的脖子上。

她在路上曾经有过的羞臊感和不安心情完全消失了。在习惯的生活环境里，她觉得自己又是理直气壮、无可指责的了。

快到吃饭的时候来了几位客人（平常总有几位客人在卡列宁家吃饭）。安娜来到客厅里招待他们。

吃饭的时候，卡列宁和妻子谈了谈莫斯科的事。饭后他又陪了客人有半个钟头，就出门去参加会议。客人走后安娜理过自己的衣物，就觉得十分烦恼。她在去莫斯科之前就把三件衣服拿给女裁缝去改做，衣服应该在三天以前就改做好，结果两件衣服还没有动手，一件改得不合安娜的要求。为了让心情完全平静下来，她走到孩子的房里，跟儿子在一起过了整整一个晚上，亲自服侍他睡下。她哪儿也没有去，这天晚上过得就这样好，心里很是高兴。她感到那么轻松，感到那么心安理得，那么清楚地看出来，她在火车上认为那样不得了的事，不过是社交生活中一件微不足道的平常事，不论面对别人、面对自己都没有什么羞愧的。

十二点整，安娜还坐在写字台前给陶丽写信，就听见穿拖鞋的匀称的脚步声，梳洗完毕的卡列宁腋下夹着一本书，来到她跟前。

“该睡了，该睡了。”他别有一种意味地微笑着说。

她脱了衣服，走进卧室，可是她的脸上不仅没有她在莫斯科时不住地从她的眼睛和微笑中流露出来的那种生气，相反，她心中的火花现在好像熄灭了，也许是远远地隐藏到什么地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