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海市的晨光，在记忆真实性时代来临后的第三十二天，有了不同的质感。

林深站在倒悬屋檐下，看着细雨中的街道。雨丝不再是单调的灰白，而是映照着沿街住户窗内透出的、各色的光——那是人们在清晨阅读旧日记、翻看老照片时点亮的灯。城市的色彩谱系正在缓慢地、不可逆转地丰富起来。

倒悬屋门口已经排起了队。

不是长队，但每天都有七八个人安静等候，手里捧着铁盒、木匣、布包，甚至只是一片写着字的碎布。他们眼神里有相似的渴求：想找回被优化掉的某个片段，想验证某段模糊记忆的真实性，或者，单纯想在一个不会评判的地方，说出自己的故事。

“今天预约了六个。”陈薇从里屋出来，手里端着刚煮好的草药茶。她腹部伤口留下的疤痕已经变成一道淡银色细线，在特定光线下会隐约发光——那是记忆丝与身体组织融合的痕迹，一种非自愿的纹身。“第一个是九点，一位老先生，想确认他亡妻临终前说的话是否被记忆银行‘美化’过。”

林深接过茶杯，温热透过瓷壁传递。她的感知能力在记忆之心事件后变得更为敏锐，现在能“尝”到茶水里的情绪残留——陈薇今早的担忧，像薄荷叶下的微苦。

“红姐呢？”林深问。

“还在茧中剧场。”陈薇压低声音，“她昨晚又梦见那片火海了。这次她喊出了一个名字——‘阿月’。我们之前从没听过这个名字。”

林深点头。红姐的记忆恢复过程进入深水区。那些被守墓人切除的创伤记忆，像埋在血肉里的碎玻璃，正在一片片浮出表面。过程痛苦，但红姐坚持不做任何镇痛处理，她说“痛是真实的一部分，我要完整地领受”。

倒悬屋二楼传来细微的震颤，那是茧中剧场运行时特有的频率波动。林深放下茶杯：“我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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茧中剧场内部，景象令人心悸。

红姐悬浮在剧场中央，身体被淡金色的记忆丝包裹，像困在琥珀里的昆虫。她双眼紧闭，额头上沁出细密汗珠，嘴唇无声地翕动。周围的全息投影正在上演她记忆深处的场景：

一片燃烧的棉纺厂宿舍楼。火是橙红色的，但浓烟是诡异的紫黑色——那是早期记忆净化剂的颜色，一种能将短期记忆转化为可提取状态的化学雾剂。年轻的女孩们在火中奔跑，不是逃离，而是冲向某个方向。她们手里抱着铁皮盒子、布包裹、笔记本。

“档案……不能烧……”一个女孩的声音，十五六岁，扎着麻花辫，脸上有煤灰。

“阿月！这边！”另一个女孩喊。

投影中的红姐——那时她还叫小红，十七岁，短发刺猬一样竖起——正用湿毛巾捂住口鼻，试图冲进火势最猛的档案室。她怀里已经抱着三个铁盒，烫得手背起泡。

“小红！回来！”那个叫阿月的女孩扑过来拽她，“楼要塌了！”

“沈老师的东西还在里面！”小红挣脱，身影没入浓烟。

接下来是破碎的画面：天花板塌陷，梁柱砸下，小红被气浪掀飞，后脑撞上墙壁。最后的意识片段里，她看见阿月被倒下的柜子压住，眼睛还看着她，嘴唇在动，说三个字：

交给你

然后黑暗。

剧场里，红姐的身体剧烈抽搐。记忆丝的光芒变得不稳定，金色中渗出暗红色的斑点——那是创伤记忆的生理性残留，像神经系统的旧伤疤。

林深立即将手按在控制面板上，调整共鸣频率。她不能强行中断这个过程，那会让碎片化的记忆永远无法整合，但可以引导红姐的意识安全地“浮出水面”。

“红姐，听我的声音。”林深的声音通过剧场内部的共振器传递，带着稳定的频率锚点，“你不在火里了。你现在在倒悬屋，安全的倒悬屋里。感受你脚下的地板，冷的，实的。”

红姐的呼吸逐渐平缓。她睁开眼，瞳孔涣散了几秒才聚焦。

“阿月……”她喃喃，“她死了。为了救我，也为了……那些铁盒。”

记忆丝缓缓收回。红姐落到地面，踉跄了一下，林深扶住她。

“那些铁盒里是什么？”林深问。

“沈清欢早期收集的女工口述史。”红姐的声音沙哑，“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棉纺厂女工的工作、罢工、生育、死亡记录。全是手写的，有的甚至是用血混着墨水写的——因为当时搞不到足够的墨水。阿月是档案保管员的小女儿，她偷偷把这些从厂办档案室转移出来，藏到女工宿舍。”

红姐走到剧场边缘，打开一个暗格，取出一个用油布包裹的物件。她一层层解开——里面是三个烧得变形的铁皮盒子，边缘焦黑，锁扣熔在一起。

“火是守墓人放的。”红姐抚摸着盒子表面，“他们那时候还不叫守墓人，叫‘记忆净化先遣队’。目标是销毁所有非官方的女性记忆记录。我们拼了命抢出这三个，还有七个……烧没了。”

她试图打开盒子，但锁扣锈死了。林深接过一个，记忆视觉扫过——盒子内部的结构在她意识中显现：纸张大部分碳化，但有几页因为折叠方式特殊，内层的字迹可能还保留着。

“李晓梅也许有办法。”林深说，“用低强度共振扫描，也许能读出墨迹的残留信息。”

红姐点头，眼神复杂：“我不怕记起阿月的死。我怕的是……我为什么忘了她这么久。三十四年，我把救命恩人、把并肩作战的战友，忘得一干二净。直到记忆银行切除我的创伤记忆，我才‘顺便’把她也丢了。”

这是记忆真实性时代最残酷的讽刺：那些被优化、被切除的记忆，往往与被保存的珍贵记忆盘根错节。切除痛苦时，你可能会把爱也切掉。

楼下传来门铃声。今天的第一个预约者到了。

“你去接待。”红姐把铁盒重新包好，“我想……自己待一会儿。和阿月说说话，虽然她听不见。”

林深点头，转身离开。走到门口时，她听见红姐对着空气轻声说：

“阿月，对不起。但我记起来了。我会把你那份也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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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楼大厅，老先生已经坐在咨询区。

他姓顾，七十四岁，退休历史教师。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膝盖上放着一个老旧的牛皮纸档案袋。他的手在颤抖，不是帕金森，是某种更深层的紧张。

“我妻子五年前去世。”顾老先生开门见山，声音很轻，像怕惊动什么，“肺癌晚期。最后三个月，记忆银行派了‘临终记忆优化师’来，说可以帮她把痛苦的记忆淡化，让她平静离开。我……我同意了。”

林深为他倒了杯温水，没有催促。

“她走的那天，意识很清醒。”老先生的眼睛望着虚空，“她拉着我的手，说了三句话。第一句：‘老顾，书房第三个书架后面，墙里有东西。’第二句：‘别让女儿去记忆银行工作。’第三句……”他停顿，呼吸急促，“第三句是：‘我十六岁那年的事，是真的。’”

档案袋被打开，里面是一张记忆银行的“临终记忆优化确认单”，家属签字栏有顾老先生的笔迹，日期是五年前。还有几张老照片，黑白，边缘卷曲：一个扎着双辫的少女（他的妻子），站在圣心女中的钟楼前，笑容羞涩。

“她十六岁在圣心女中读书。”老先生说，“1966年。那一年学校停课，很多档案被烧。她从来不肯说那段时间发生了什么，只说‘过去了’。直到临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