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半，老街醒了。

不是那种喧闹的苏醒，是带着试探的小心翼翼。刘奶奶拉开卷帘门的声音格外轻，张老师扫院子的动作格外慢，连卖豆腐脑的老王推车经过时，车轮压过青石板路的动静都刻意放轻了。整条街像刚从一场大病里缓过来的人，每动一下都要确认自己还疼不疼。

林深和红英抱着那个油布包裹从西头走回来时，晨光正斜斜地切过屋檐，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街坊们从窗户里、门缝里看见他们，没人问，只是默默点头。那种点头里包含着很多东西：信任，担忧，还有“需要我们做什么就开口”的沉默承诺。

回到张老师家时，客厅里的老人们大多已经醒了。陈秀兰煮了一大锅白粥，就着昨晚剩的腌萝卜，大家安静地吃早饭。没有人提夜里的事，但空气里飘着一种心照不宣的凝重——像暴雨前低垂的云。

小穗从防空洞上来了，眼圈发黑，但眼睛亮得吓人。她看见林深手里的包裹，什么也没问，只是接过，小心地放在桌上。

“苏姨呢？”林深问。

“在下面守着刘爷爷。”小穗轻声说，“苏姨让我告诉你：别急着决定。有些决定做了就回不了头了，得想清楚自己能不能走到头。”

这是苏芮式的提醒：不是阻止，是让你确认决心。

林深点点头，在桌旁坐下。他打开包裹，拿出木盒、信，还有那张“护童册补遗”的纸。老人们放下碗筷，围拢过来。晨光透过窗帘缝隙，正好照在那些木牌上。几十块小木牌，每块都刻着一个名字，那些名字在光里像有了生命，仿佛随时会从木牌里走出来，重新变成活蹦乱跳的孩子。

“吴守义……”刘奶奶拿起一块木牌，手指颤抖地抚过上面的字迹，“我嫁到老街那年，他还是个壮年人。整天背着手在街上转，谁家孩子病了，他比人家亲爹还急。后来他儿子出息了，要接他去城里享福，他死活不去，说‘我得守着这条街’。”

她抬头，眼眶发红：“原来他一直守到了最后。”

张老师展开那封信，戴上老花镜，一字一句地读出声。读到“老街之魂，在童”时，他停顿了很久，像被这句话的重量压住了喉咙。

读完信，客厅里沉默了很久。只有远处传来的鸟鸣，和锅里白粥咕嘟的声音。

“所以现在，”李哥最先打破沉默，“我们得算那个数？老街现在还有多少个孩子？”

问题很简单，答案却不简单。

什么是孩子？十八岁以下？还是只要在父母眼里永远是孩子的都算？那些意识破碎但身体还活着的人呢？那些已经离开老街但在别处生活的人呢？

“吴老信里说‘老街现存孩童数’。”红英指着那行字，“他写这封信是1986年，那时候老街的孩子，现在最小的也三十多岁了。他指的‘现存’，应该是写信时还在老街的孩子。”

“但陈聿留密钥是最近的事。”林深说，“她说的‘老街所有孩子的生日’，应该包括了那些孩子长大后的后代。而且……”

他顿了顿，看向窗外：“而且可能还包括了那些‘新来的孩子’。”

所有人都明白他指的是什么：倒悬屋收留的那些意识碎片。那些破碎的记忆里，有很多是属于孩子的——某个七岁生日的蛋糕，某次小学运动会的冲刺，某年冬天堆的第一个雪人。这些记忆虽然脱离了原来的身体，但它们还在，还在菌丝网络里闪烁，还在等待被完整地记起。

那么，它们算孩子吗？

“得有个标准。”张老师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否则算出来的数字没有意义，当不了密钥。”

陈秀兰突然开口：“我觉得……孩子不是按年龄算的。”她声音很轻，像怕吵醒什么，“我照顾阿青这些年，有时候他睡着的样子，还像我们刚结婚时那样。那时候他也是个孩子，会为了看场电影高兴好几天，会因为我给他织了条围巾就得意地到处炫耀。”

她顿了顿，眼泪掉下来：“所以在我这儿，阿青永远是个孩子。哪怕他老了，糊涂了，躺在那儿动不了了，他也是我的孩子。”

这话让所有人都安静了。晨光在客厅里移动，从桌面移到墙上，照亮了墙上的老照片——那些已经泛黄的笑脸。

“那就按‘被当作孩子守护的人’来算。”红英说，“不管年龄，不管在哪儿，只要还有人把他们当孩子一样记着、护着，就算。”

这个标准很主观，但也许正因为主观，才真实。

---

上午八点，普查开始了。

没有表格，没有问卷，只有口耳相传。刘奶奶搬了把椅子坐在自家门口，纳着鞋底，跟路过的每个老街坊聊天：

“他婶，你家小孙子在南京读大学对吧？生日是几月几来着？”

“王大哥，听说你闺女去年添了个外孙女？啥时候生的？名字取了没？”

“赵姨，你那个在深圳的侄子，过年回不回来？他小时候最爱吃我做的糖饼……”

问题很家常，回答也很家常。没有人怀疑什么，只当是老街老太太又在收集“谁家孩子有出息”的谈资。但刘奶奶手里有个小本子，每问出一个生日、一个名字，她就在本子上记一笔——用只有她自己看得懂的符号。

另一边，张老师在整理学校的学生档案。虽然是周末，但他以“整理校友录”的名义回了学校。档案室里灰尘飞扬，阳光从高窗射进来，照出空气中漂浮的无数细小颗粒。他翻开那些已经泛黄的花名册，从1950年建校开始，一年一年往下翻。

有些名字后面备注了“已故”，有些写了“迁出”，还有些只留下一个名字，后面什么都没有，像断了线的风筝。张老师把每个名字都抄下来，包括那些备注——他觉得，吴守义说的“现存”，可能也包括这些活在别人记忆里的名字。

李哥的任务更特殊：他骑着自行车，把老街所有还在营业的店铺都跑了一遍。不是买东西，是“看”：看每家店里有没有孩子的照片贴在墙上，看店主接电话时会不会提到“我家那小子”，看那些送货的、修水电的、送快递的年轻人里，有没有老街出去的孩子。

他假装闲聊：“张老板，你这店里新招的小伙计挺精神啊，谁家孩子？”

“哦，东街老陈的外孙，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先在这儿干着。”

“哪天生日啊？看着面善，说不定跟我儿子一天生的。”

“八月初六，属马的……”

这些碎片化的信息，通过老街那套原始的暗号系统汇总：张老师在阳台晾出三件不同颜色的衣服，代表“学校档案整理完毕”；李哥在街口修车摊多待了半小时，代表“商铺信息收集完成”；刘奶奶在门口多摆了两盆花，代表“街坊口述记录完毕”。

而在防空洞里，另一项工作也在同步进行。

小穗连接着菌丝网络，调出所有意识碎片的档案。她和苏芮一起，一个碎片一个碎片地“看”——不是用眼睛，是用共鸣去感受那些碎片里保存的记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