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的北京，终于有了春天的实感。

护城河边的柳树抽出了嫩绿的新芽，在风中轻轻摆动，像少女梳理长发。玉渊潭的樱花开了第一茬，粉白的花瓣落了一地，引来拍照的游客和写生的学生。胡同里的老人们又搬出小板凳，坐在院门口晒太阳、下象棋、扯闲篇儿，阳光把他们的白发染成银色。

空气里弥漫着一种特有的味道——刚翻新的泥土味、早点摊炸油条的油香、还有从公园飘来的丁香花的淡淡香气，混合成北京春天独有的气息。

我骑着自行车穿行在清晨的胡同里。

这是最近养成的习惯——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不坐车，不跑步，就骑着这辆半旧的二八大杠，从东棉花胡同的中戏招待所出发，绕到鼓楼、什刹海、南锣鼓巷，再穿过几条不知名的小胡同，最后到达位于东四附近的“星海文化”新办公室。

这一路，能看到最鲜活的北京，听到最生动的市声。

在鼓楼大街，我看见早点摊前排起的长队。穿着蓝色工装的工人、背着书包的学生、拎着菜篮子的老太太，都挤在一起，等着买刚出锅的糖油饼、焦圈和豆汁儿。蒸汽从大锅里升腾起来，在晨光中形成朦胧的光晕。

摊主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妈，围着白围裙，手脚麻利得让人眼花缭乱，一边炸油条一边和熟客唠嗑，京片子又快又脆：

“张师傅，今儿个还是俩糖油饼？”

“对喽！多加点儿糖！”

“得嘞！知道您好这口儿！”

“李婶儿，豆汁儿一碗，焦圈俩？”

“嗯呐，孩子爱吃……”

在什刹海边，晨练的老人打着太极，动作慢得像电影慢放，但每个姿势都稳如磐石。几个中学生模样的男孩在湖边空地上练着滑板——那是京城刚兴起的新玩意儿，他们穿着宽大的t恤和牛仔裤，动作还生涩，摔倒了就哈哈大笑，爬起来继续，笑声在清晨的空气中传得很远。

穿过南锣鼓巷时，我注意到有几间老房子正在装修。不是大拆大建，而是小心翼翼地翻新。木工在刨木头，空气中弥漫着木屑的清香；瓦工在修补青砖墙，一块一块，极其仔细。

透过没关严的门缝，能看见里面的人在讨论怎么保留原来的木结构，怎么修复那些有年头的雕花窗棂。

“这地方，以后怕是要火。”一个装修的工人叼着烟说，烟灰掉在工具包上。

“可不嘛，离后海近，老外就爱逛这种胡同。”另一个工人应道，手里拿着卷尺，“老板说了，要修旧如旧，不能弄成假古董。”

我放慢车速，多看了两眼。

我知道，这些胡同未来会成为北京最贵的商业区之一，酒吧、咖啡馆、文创小店扎堆，游客摩肩接踵，一杯咖啡卖到三四十块。

但现在，它们还保留着最质朴的市井气息——晾衣绳横跨胡同，上面挂着洗得发白的床单，在春风中微微摆动；大妈在公用自来水龙头前洗菜，水花四溅；收音机里传来单田芳的评书《白眉大侠》，那沙哑而富有魅力的声音在胡同里回荡：“话说徐良这一刀……”

这就是1999年春天的北京。

传统与变革在这里微妙地共存，像一场缓慢而坚定的化学反应，每一天都在发生着肉眼难以察觉的改变。你能同时看到穿旗袍的老人和穿牛仔裤的年轻人，听到京剧唱段和摇滚乐，闻到豆汁儿的酸味和咖啡馆的咖啡香。

骑到东四，我在一栋三层小楼前停下。

这就是“星海文化”的新总部。一个月前，公司用《明朝那些事儿》的版税和“Aurora music”第一笔海外分成，买下了这栋位置不错但略显陈旧的小楼。简单装修后，上个月刚搬进来。

老陈也以“方便交流”为由，将红星生产社搬到了隔壁。他说：“反正你这边地方大，我那边人不多，凑一块儿热闹。”其实我知道，他是想离得近些，能多照应。

比起原来租的三十平米小办公室，这里简直宽敞得奢侈——一楼是接待区和公共办公区，二楼是各部门办公室和一个小型会议室，三楼则是我的独立办公室和一个小型音乐制作室。

“小田总早！”

刚进门，前台的小姑娘就站起来打招呼。她是新招的，叫小雨，刚满二十岁，梳着马尾辫，笑起来有两个酒窝，声音清脆。

“早。”我点头，把自行车钥匙放在前台的篮子里，“高总来了吗？”

“来了，在二楼会议室。王总也来了。”小雨说，眼睛亮晶晶的。她知道“王总”就是王斐，现在公司里好多人都崇拜王斐。

我上楼，推开会议室的门。里面已经坐着几个人——高军、王斐、还有王斐的经纪人李姐。

“小田总！”王斐看见我，眼睛一亮，站起身。

半年不见，王斐的变化很大。去年秋天在香港那两场小剧场演出大获成功，被港媒誉为“内地独立音乐最美的声音”。回来后，她在国内独立音乐圈的地位直线上升，现在已经有了固定的乐迷群体，甚至有了后援会。

但最大的变化在气质上——她剪短了头发，染成了亚麻色，清爽利落；穿着简单的白t恤和牛仔裤，外面套一件浅灰色的针织开衫；脸上带着一种经历过舞台洗礼后的自信，那种紧张和羞涩褪去了不少，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静的底气。

“坐。”我在她对面坐下，能闻到她身上淡淡的柑橘味香水，“香港演出后，感觉怎么样？”

“像做了一场梦。”王斐的眼睛发亮，声音里还带着回味，“那些观众……他们真的在听，真的在感受。不是来凑热闹，不是来追星，是真的来听音乐的。我能感觉到他们的呼吸，他们的情绪……谢幕的时候，有人喊我的名字，还有人哭了，举着我Ep的封面……”

她顿了顿，手指不自觉地摩挲着茶杯：“田总，我以前觉得，唱歌就是唱歌。但在那里，我感觉到……音乐真的可以连接人。素不相识的人，因为同一首歌，在同一刻，有了同样的感动。”

高军笑着补充，翻开笔记本：“周生那边反馈，演出录像在港澳的音乐频道播放后，王斐的Ep又迎来一波销售小高峰，补了三千张货。现在已经有台湾的演出商在接触我们，想请王斐去台北开专场。另外，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一些华人电台也开始播放她的歌。”

我点点头，看向高军：“‘共荣音乐’那边情况怎么样？”

“共荣音乐”，是我和李宗盛、杨峻荣联合成立的，取“共同繁荣”之意。现在作为“星海”支点，与香港的“原点音乐”、台湾一家独立厂牌“种子音乐”又开始尝试整合两岸三地的独立音乐资源，目标是打造一个跨区域的音乐发行和演出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