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办公室里烟雾弥漫，气氛凝重。

除了陈健添，郑钧和许巍两位师兄也在，脸色都很难看。

“浩彣，你看看吧。”陈健添将一份传真件推到我面前，语气中充满了疲惫和愤怒。

我拿起传真，是香港一家名为“风行唱片”的公司发来的。

内容是指控红星生产社旗下歌手许巍即将发表的新专辑主打歌《远方》，旋律与该公司旗下一位新加坡歌手半年前发表的一首冷门作品《旅程》有高度雷同之处，涉嫌抄袭。

对方措辞强硬，要求红星立即停止《远方》的一切宣传发行计划，并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远方》这首歌，是我为许巍新专辑创作的三首作品之一，也是我个人颇为满意的一首，充满了对理想和未来的追寻感。

我清楚地记得，这首歌的旋律完全源自我脑海中的“曲库”，绝无可能抄袭那首我连听都没听过的《旅程》。

“荒谬！”郑钧率先拍了桌子，“这分明是看我们红星现在困难，故意找茬！《远方》这歌我听过，完全是耗子自己的风格，跟什么狗屁《旅程》八竿子打不着！”

许巍紧锁着眉头，声音低沉：“陈叔，浩彣，我相信浩彣的为人。但这事情……如果处理不好，对专辑、对公司，还有对浩彣的名声，都是很大的打击。”

陈健添用力掐灭了烟头：“我已经让人去找那首《旅程》来听了。但问题是，对方抢先发难，舆论上我们很被动。尤其是浩彣你，‘音乐神童’的名头太响，不知道多少人等着看笑话，一旦沾上抄袭的污点，之前所有的成绩都可能被质疑！”

我心中凛然。陈健添说得没错，在这个节骨眼上，这种指控无疑是致命的。

它攻击的不仅是一首歌，更是我立足的根本——“原创性”。

尽管我心中有底，但如何证明？

在这个资讯不发达的年代，跨国维权、音乐鉴定都是极其复杂和耗时的事情。

等到水落石出，恐怕舆论早已将我定性。

一股寒意沿着脊椎爬升。

我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次偶然的纠纷，更可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狙击。

无论是红星潜在的竞争对手，还是眼红我快速崛起的某些势力，都有可能借此发难。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大脑飞速运转。

超前的记忆里，似乎并没有关于这首歌抄袭纠纷的印象，这说明在前世，这件事要么没发生，要么被妥善解决了。

但今生因为我的出现，蝴蝶效应已经改变了太多。

“陈叔，钧哥，巍哥，”我深吸一口气，目光扫过他们，“我以人格担保，《远方》绝对是我独立创作的，不存在任何抄袭。当务之急，有几件事必须立刻做。”

“第一，立刻找到《旅程》这首歌，我们内部先进行仔细比对，做到心中有数。”

“第二，请张律师，不，请赵振律师立刻介入，以‘星海’和我个人的名义，准备法律应对方案，研究跨国诉讼的可能性和流程。对方是香港公司，法律关系更复杂。”

“第三，对外口径必须统一：坚决否认抄袭指控，强调《远方》是我独立的艺术创作，相信法律和行业的公正。在事实澄清前，建议红星暂时放缓《远方》的宣传，但绝不承认对方指控。”

“第四，”我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决绝，“我们不能被动挨打。要主动寻找对我们有利的证据。比如，我创作《远方》时的手稿、在录音棚讨论的记录、甚至早期的小样，看看能不能找到时间戳之类的证明。同时，也可以请一些权威的、中立的音乐人、乐评人私下聆听比对，争取业内的声音支持。”

我的条分缕析，让原本有些焦躁的陈健添和郑钧都慢慢镇定下来。

“浩彣说得对！”陈健添重重一拍桌子，“就按这个思路来！我马上安排人找歌，联系律师！老郑，你在圈内人脉广，找几个信得过的老炮儿帮忙听听看！”

郑钧点头：“包在我身上！”

从红星出来，夜风带着一丝凉意，却吹不散我心头的凝重。

我立刻联系了高军和赵振，通报了情况，要求“星海”全力配合应对此次危机。

高军表示会调动一切资源协助搜集证据和进行公关应对，赵振则连夜开始研究相关法律条文和案例。

接下来的几天，气氛紧张而压抑。

对方似乎铁了心要将事情闹大，不仅向媒体散播消息，还向几家行业组织发出了正式的投诉函。

一些小报开始捕风捉影地报道“音乐神童陷抄袭门”，虽然主流媒体还在观望，但负面舆论已然开始发酵。

我照常去红星、去“星海”，表面平静，内心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