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我将目光投向窗外无边的灯海，继续道，“传播的媒介也在变。现在靠唱片、影院、书店。但未来，网络会深刻改变一切。可能有一天，人们消费内容的主要方式，会转移到一根网线上。那时候，内容的品质、独特性，以及它能否精准找到知音，会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

“网络？”林行止微微蹙眉，作为传统出版人，他对这个新生事物抱有本能的警惕，“现在上网速度慢，费用高，能成多大气候？”

我理解他的疑虑。1999年，互联网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个新奇玩意儿。

拨号上网的刺耳声音，缓慢的加载速度，昂贵的网费，这些都让网络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玩具而非革命性的工具。

但这正是我的优势——我知道它会如何改变世界。

“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林老师，也许需要五年、十年，但它一定会重塑整个生态。”我语气肯定，但不过分激进，“所以，我们现在耕耘内容，不能只想着当下怎么卖，还要想着未来如何在数字世界里‘存活’与‘传播’。一本书的价值，可能不仅是销量，还有它引发的讨论度和形成的社群影响力；一个歌手的价值，也不仅是唱片卖了多少张，还有他拥有多少愿意为他付费的线上忠实拥趸。”

这番话在1999年听来，无疑有些超前。

文隽先生摸着下巴，眼中闪着精明的光：“这么说，以后我们这些做内容的，岂不是要变成‘产品经理’？要懂得包装、推广、运营？”

“在某种程度上，是的。”我坦然承认，“创作者需要更了解市场，但核心永远是内容本身。好故事、好音乐、好电影，永远是稀缺的。技术、渠道是放大器，但不能本末倒置。”

周生此时插话道：“田总，你刚才提到‘精准找到知音’，这很有意思。传统媒体是广播式的，我制作，你接收。但如果是网络，是不是可以更精准地找到喜欢这类内容的人？”

“正是如此。”我感到一阵兴奋，周生确实敏锐，“未来的文化消费会越来越个性化。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小众内容。这对于有特色、但不那么大众的作品来说，可能是更好的生存环境。比如一首融合了戏曲元素的电子乐，在传统电台可能很难播出，但在网络上，它可以直达那些喜欢实验音乐的听众。”

林行止沉思片刻，缓缓道：“如果是这样，出版业的逻辑也要变。我们明报最近正在筹建电子书库，但很多人反对，觉得会影响纸质书的销售。你怎么看？”

这个问题很关键。我想起了前世电子书与纸质书长达十多年的博弈与共存。

“我觉得不是替代，是互补。”我谨慎选择措辞，“电子书方便携带、搜索、标注，适合工具书、小说这类需要快速阅读的内容。但艺术画册、设计类图书、需要反复品读的经典，纸质书仍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关键是找到不同内容最适合的载体。”

我补充道：“而且，电子化会让内容更容易传播到海外。一个在美国的华人想读中文书，以前可能要等几个月才能收到，现在可能点几下鼠标就能下载。这是文化输出的新通道。”

文隽忽然笑了起来：“听你这么一说，我突然觉得我们这些老家伙可能真的会被淘汰。我连电脑打字都不太熟练。”

“技术可以学，但眼光和品味学不来。”我真诚地说，“文隽先生您对故事节奏的把握、对人物情感的刻画，这是机器替代不了的。未来的创作者，需要的是‘艺术直觉’加‘技术工具’，而不是取代。”

这番话说得在情在理。文隽点点头，神色缓和许多。

接下来的讨论变得深入而热烈。

周生畅想打造具有国际辨识度的“华流”歌手，不只是唱中文歌，而是建立一种融合东西方元素的独特风格。

他提到正在接触的几个韩国经纪公司，想借鉴他们的偶像培养体系，但又不想完全照搬。

“韩国的模式太工业化了，艺人像流水线上的产品。”周生摇头，“我们要做的是有灵魂的艺术家，不是偶像商品。”

“但工业化体系保证了稳定的产出和高质量。”我客观分析，“我们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比如专业的声乐训练、舞蹈培训、形象管理这些，确实值得学习。但同时在创作上要给艺人足够的自由，让他们保留个性。”

林行止对Ip的跨媒介运营深表赞同。他透露明报正在筹划将一些畅销小说改编成漫画、广播剧，甚至与影视公司洽谈电影改编权。

“一本书的生命周期太短了。”林总编感慨，“如果能把一个好故事变成系列产品，它的价值会成倍放大。”

我点头认同：“这就是‘故事宇宙’的概念。像金庸的武侠世界，可以衍生出无数影视、游戏、漫画。关键是要有足够深厚的世界观和人物体系。”

文隽先生则对内地与香港合拍片的未来充满期待。他认为合拍不是谁迁就谁，而是创造一种“大华语”风格的新电影。

“内地有庞大的市场和丰富的题材，香港有成熟的类型片经验和国际市场渠道。”文隽分析道，“结合起来，可以拍出既有中国特色、又能被世界接受的作品。”

他提到正在筹备的一部合拍片，讲述的是一个香港律师到内地办案的故事。“不是简单的文化冲突，而是两种制度、两种思维方式的碰撞与融合。我觉得这样的故事才有意思。”

我仔细听着，心中暗暗赞叹。文隽的眼光确实独到。这种融合叙事，正是未来华语电影突破的方向。

在这场讨论中，我大多时候是倾听者和补充者，在关键处提出方向性建议。

我清楚地知道，我的价值不在于提供具体方案，而在于提供高维视角，点燃他们内心的火种。

窗外，维多利亚港上演着璀璨的灯光秀。激光束在空中交织变幻，勾勒出凤凰、巨龙等图案，倒映在漆黑的海面上，宛如梦幻。

而窗内，一场关于华语文化未来的“维港夜话”，同样波澜暗涌，思想的光芒在杯盏之间流转碰撞。

侍者进来换茶，打断了片刻的讨论。

新泡的普洱香气浓郁，深红色的茶汤在白瓷杯中荡漾。

周生端起茶杯，忽然问了一个很私人的问题：“田总，你才十五岁，怎么会有这么多超越年龄的思考？是天赋，还是有什么特别的经历？”

这个问题很直接，但我早有准备。

“我读了很多书，也经历了一些事情。”我避重就轻，“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自己很幸运，站在了一个特殊的时间点上——香港回归不久，内地改革开放深入，世界全球化加速。这个时代给了我们这代人观察、思考、参与的机会。”

我顿了顿，继续说：“而且，年龄小也许反而是优势。我没有太多固有思维的束缚，敢于想象不同的可能性。”

林行止微笑道：“这倒是。我们这些老人，有时候想得太多，反而不敢迈步。”

“但经验也很重要。”我诚恳地说，“没有各位前辈打下的基础，没有香港这样国际化平台，我想得再多也只是空想。所以我说‘融合’，也包括代际之间的融合——年轻人的想象力，加上长辈的经验智慧。”

这番话既谦虚又得体，三人都露出满意的神色。

文隽忽然想起什么：“对了，听说你还在上学？怎么平衡学业和事业？”

“确实不容易。”我坦言，“但我把两者看作互补。课本上教给我系统的知识结构和逻辑思维，这些在做文化项目时很有用。反过来，实践中的问题又会让我回到书本上寻找理论支持。而且……”

我笑了笑：“学生群体对流行文化的反应，是我最直接的市场调研。”

众人都笑了。气氛变得更加轻松。

晚餐接近尾声时，话题又回到了最初的问题——华语文化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