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约后，高军迅速启动了名为“黄土”的何西首张专辑项目，并开始物色合适的、能够理解并尊重何西音乐特质的制作人，同时筹备前往西安录制的详细计划。

高军在项目计划书的扉页上，引用了我在看完试演后说的一句话：“雏凤清音，其声可震寰宇。”

我看着那份充满挑战却也满怀期待的项目计划书，心中明白，何西的出现和迅速被认可，印证了一个朴素却永恒的真理：无论在哪个时代，无论市场如何变幻，真诚而有力的、源于生命本真的表达，永远拥有直指人心的、不可替代的力量。这种力量，或许无法在短期内转化为巨大的商业价值，但它所构建的品牌内核和文化影响力，将是“星海”最宝贵的无形资产。

就在“星海”内部因为何西的加入而士气大振、仿佛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之时，外部的“潮信”也送来了新的、令人振奋的讯息。

陈健添先生那边与香港音乐人的交流取得了实质性突破。

他与一位因原公司架构调整而赋闲在家的香港资深录音师兼后期制作人达成了合作协议，邀请其以技术顾问的形式，常驻红星生产社，为期半年，主要负责提升红星整体录音和母带处理的技术水平，并培训内部技术人员。这是红星面对“港风北渐”、主动寻求技术升级、夯实自身制作实力的关键一步。

同时，聂震宁副总编辑也带来了好消息。

经过他的积极斡旋和推动，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立项，决定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合作，联合制作《明朝那些事儿》广播剧的第一季（涵盖第一册《洪武大帝》的主要内容）。

聂老亲自担任艺术总监，并凭借其影响力，为我争取到了“文学顾问”和“音乐监制”的双重角色，允许我深度参与改编讨论，并为广播剧创作主题音乐和部分场景配乐。

这无疑是将“星海文渊”业务从构想推向落地、展示其Ip运营能力的绝佳机会。

我立刻召集高军和林浩（“星海”内部一位对影视配乐很有想法的年轻制作人），商讨广播剧的配乐风格和创作方向。

我提出，配乐不应是简单的背景烘托，而应该成为叙事的一部分，要具有鲜明的历史感和地域特色，甚至可以大胆运用一些民族乐器和实验性的音效，营造出既符合历史语境、又具有现代听觉美学的氛围。

“这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也是展示‘星海’综合实力和艺术追求的舞台。”我对他们说道，“音乐和文学，在这里要真正融为一体。”

年末的最后一天，我谢绝了所有的跨年派对和宴请邀请，独自一人留在中戏招待所那间简陋的房间里。

窗外是零星的、仿佛带着试探意味的鞭炮声和城市永不熄灭的、如同星河般璀璨的灯火。

我坐在书桌前，摊开一本崭新的稿纸，笔尖蘸饱了浓墨，却并非为了写作。

我在梳理。梳理这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一年。

从年初《红星一号》成功发行却遭遇抄袭风波的惊险过关，到盛夏香港回归举国欢腾的激情澎湃；从“星链计划”的艰难提出与小心翼翼的前行，到何西这“雏凤清音”带来的意外惊喜与深层震撼；从我个人在音乐本体上的孤独深潜与实验，到广播剧项目为文学Ip开启的充满想象力的衍生可能；从“星海”内部的团队磨合与成长，到外部合作网络的初步建立……

这一切，如同高速剪辑的影片，又如同色彩浓烈的油画，在脑海中一一闪过，交织成一幅属于一九九七年的、复杂而充满生命力的画卷。

我清晰地感受到，一股巨大的、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汐正在身边汹涌澎湃。

金融风暴是冰冷的逆流，香港回归是温润的顺流，文化的碰撞、融合与新生是潜藏在水下的、力量巨大的暗流……

而我和“星海”，就像一艘不断自我加固、不断调整风帆、不断学习驾驭风浪的航船，在这复杂多变、危机与机遇并存的潮流中，不仅没有倾覆，反而逐渐摸索出了自己的航速与航向，变得愈发沉稳和坚定。

潮信已至，虽前路依旧混沌未明，然我心有罗盘，目光清晰。

雏凤清音，虽声未广传，然其势已成，其力已显。

九八年的大门即将在几个小时后开启。

我知道，那将是一个更加开放、竞争也更加激烈、变化更加迅猛的年份。

经过了九七年一年的深潜与蓄势、布局与试错，“星海”和我，都已经做好了准备，去迎接那更加汹涌的波涛，去将那清越而充满力量的雏凤之音，唱给更广阔的世界听。

笔尖在纸上轻轻一点，留下一个浓重而坚实的墨迹，仿佛为这一年画下了一个充满力量的句点。

新的一年，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