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下午阳光正好，带着初夏特有的、尚不灼人的暖意。

光线斜斜地穿过“星海文化”会议室的百叶窗，在光洁的会议长桌上投下清晰而规整的光影条纹。

空气里还残留着新装修材料淡淡的、混合着柠檬味清洁剂的气息，冰冷而整洁。

中央空调发出低沉的、持续的白噪音，将窗外长安街上隐约的车流声隔绝开来，营造出一种近乎真空的、高度聚焦的商务氛围。

这种刻意的、井然有序的环境，与香港文华酒店那种弥漫着奢华气息的慵懒格调截然不同，它更直接，更高效，也更具压迫感。

我坐在主位，指尖能感受到实木桌面的微凉。墙上的时钟指针不疾不徐地走向四点。

高军最后一遍确认了投影仪的焦距，将英汉双语的会议资料在每位座席前摆放得一丝不差。他的侧脸在光线下显得有些紧绷。这是一场不能掉以轻心的会面。

与david miller(大卫·米勒)的这次会谈，不再是香港那种带有试探和展望性质的文化交流，而是一场真刀真枪的商业谈判，只不过谈判桌上交换的，是无形的旋律、嗓音，以及基于此构建的、关乎未来的商业版图。

三点五十八分，前台小雨轻轻推开门，david miller的身影出现在门口。

一副美式休闲商务风的打扮——敞开的休闲西装，合身的牛仔裤，但脸上随意轻松的笑容收敛了些，代之以一种专业的、带有审视意味的专注。

他身后跟着那位华裔女助理，手里拿着厚重的笔记本。

“david, wele to beijing.(大卫，欢迎来到北京)。”我起身，用流利的英语问候，上前与他有力一握。

“howard! Good to see you in your element.” david的笑容依旧热情，但目光已如雷达般快速扫过整个会议室，从墙上的公司标识，到桌上的设备，再到我和高军的穿着神态，像是在评估这家中国合作伙伴的真正实力。“this office has a good vibe. New energy.”（浩彣！在你的地盘见到你真好。这办公室气场不错，有新能量。）

“是的，我们相信一个成长的团队需要一个与之共同成长的空间。”我侧身介绍高军，“高军先生，星海文化的首席执行官，负责公司的日常运营和战略发展，你们已经很熟了。”

高军用流利的英语与大卫寒暄了几句，举止得体。双方落座，会议进入正题。

高军主导开场，他用精心准备的ppt，清晰扼要地展示了“星海文化”和“Aurora music”的架构、核心业务、艺人矩阵以及代表作品的数据。

当ppt上出现《蓝莲花》的电台榜单成绩、《忘记你我做不到》的销量认证；《my heart will Go on》随着电影热映的传播，《the cup of Life》在去年世界杯的火热；

特别是为布兰妮·斯皮尔斯创作的《…baby one more time》在全球多个国家的榜单排名和媒体报道截图时，大卫身体微微前倾，手指无意识地在桌面上轻点了一下，眼神里的审视变成了真正的兴趣。

“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考虑到贵机构的规模和年轻。”大卫谨慎地选择着措辞，“说实话，《…baby one more time》的成功让纽约总部刮目相看。这证明了对当下流行脉搏的切实把握。”

“谢谢，david。”我接过话头，语气平稳，“但我们视那张专辑为我们方法论的验证，而非终极目标。“Aurora music”的优势不仅在于制造热门单曲，更在于对连接东西方的文化细微差别的深刻理解。我们将自己定位为文化翻译者，一座桥梁。”

“一座桥梁？”大卫挑眉，这个比喻显然引起了他的兴趣。

“是的。流行音乐市场无疑在全球化，但深刻的共鸣往往源于本土的真实性。”我调整了一下坐姿，让话语更具说服力，“Jive唱片拥有无与伦比的全球推广资源和渠道。但在真正开拓亚洲市场，甚至是为西方市场注入东方美学以创造真正独特产品时，你们需要本土的合作伙伴。需要既精通国际流行音乐语法，又对本土灵魂有内在感受的伙伴。”

我示意高军播放下一段ppt，上面展示的是王斐《流光絮语》的乐评摘要、何西《黄土》的实验性乐评，以及周杰伦未发行专辑的风格分析和目标受众定位。

“我们不仅仅是‘歌曲工厂’。我们是一个创意孵化器，培育独特的艺术声音，并为特定的艺人和目标市场制定量身定制的策略。”

大卫听得非常专注，不时向助理低声交代要点。他随后提出了几个尖锐而实际的问题：关于中国内地市场的真实容量和数据支撑，关于内容审查的潜在风险与应对策略，关于“星海”如何保证持续的高质量内容输出和艺人管理能力。

高军和我配合默契，回答数据翔实，逻辑清晰，既不回避困难，也展现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已有案例。

“那么，howard，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大卫终于切入核心，语气变得直接，“除了单次的版权交易，你对下一阶段的合作有什么样的设想？”

我抛出了构思已久的方案：“我们提议升级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Aurora music”可以作为你们在亚洲市场，或针对任何在该区域有潜力的Jive艺人的创意顾问。我们的服务可包括艺人开发指导、联合制作、本地化营销策略，甚至为有跨界潜力的艺人进行人才搜寻和培养。”

大卫沉默了片刻，指尖轻轻敲打桌面。

“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这需要可观的投入和高度互信。”

“真正的伙伴关系总是如此。”我迎上他的目光，语气笃定，“我们对自己带来的价值有信心。而且我们相信《…baby one more time》的成功就是一个强有力的概念验证。”

会议室内出现短暂的寂静。氛围变得微妙，像是一场无声的意志较量。

我意识到，仅靠会议室的ppt和数据展示是不够的，需要让他感受到更鲜活、更本质的、源于这片土地的文化生命力。

我看了一下时间，接近五点半。我微笑着提议：“david，图表和预测只能说明这么多。不如我们去实地感受一下？离这儿不远有个现场音乐场所。一个朋友，郑钧，中国摇滚乐的基石人物，今晚有演出。或许能提供一个更直观的理解。”

大卫明显对这个提议感到意外，但兴趣被勾起了：“A live rock show in the heart of beijing? Now that sounds like a plan. I’d love to see the raw energy.”（在北京中心地带的现场摇滚演出？这听起来像个好主意。我很想感受一下那种原始的能量。）”

我们一行人离开了洁净明亮的办公室，步入北京傍晚喧嚣的街巷。

车窗外的世界瞬间切换：夕阳给灰墙黛瓦的胡同镀上暖金，空气中混合着炊烟、食物和生活的气息。这与香港的摩登繁华、会议室里的冷静克制形成了强烈反差。

大卫好奇地看着窗外：“这里和我想象中的北京不太一样。”

“北京有很多面。”我说，“有故宫天坛的皇家气派，也有长安街的现代气象，但更多的是这些纵横交错的胡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我们的音乐，很多就生长在这样的土壤里。”

车子在一个胡同口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