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0日清晨六点整。

生物钟像精密的发条，准时将我从浅眠中唤醒。

昨夜入睡前那些纷乱的思绪——对交流会的期待、对《盛夏的雨》的自我审视、对金院长严苛要求的揣摩——此刻都沉淀为一种奇异的清明。

招待所房间的窗帘没有拉严，一道灰白的天光从缝隙挤进来，斜斜切在陈旧的木地板上，能看到空气中浮动的微尘。

洗漱用冷水。水龙头拧开时发出刺耳的金属摩擦声，水流先是泛黄，几秒后才变得清澈。

我把脸埋进搪瓷脸盆，让冰凉的水包裹住皮肤，感受着毛孔瞬间收缩的颤栗。

抬起头，镜中的少年额发湿漉漉地贴在额头，眼神里还残留着初醒时的些许涣散，但很快便聚焦起来。

今天要穿的衣物昨晚就熨好挂在椅背上——白色棉质衬衫，卡其色长裤，都是最常见的款式，但被母亲浆洗得格外挺括。

我一件件穿上，扣子从下往上系，动作慢而稳。站在穿衣镜前，我深吸一口气，看着镜中人：身形还带着少年人的单薄，肩膀的线条却已有了硬朗的雏形；眼神平静，但深处有火在烧。

这就是我。十五岁，来自四川小县城，经营着“星海文化”和地下室网吧，写了几首歌几本书，即将带着自己的作品踏入中国声乐最高学府的专业场合。

荒唐吗？或许。但这就是重生赋予我的路。

将那份反复修改的《盛夏的雨》谱例最后检查一遍——上面有金院长用红笔批注的记号，有我自己深夜写下的修改想法，还有林教授提到的几处气息建议。

谱纸边缘已经起毛，是被手指无数次摩挲的痕迹。我小心地将它装入牛皮纸文件袋，又检查了那盘录制了最终版小样的磁带。

磁带外壳上贴着一张白色标签，上面是我用钢笔写的字：“《盛夏的雨》demo b - 1999.8.19”。

早餐在招待所一楼的小食堂。馒头、稀饭、咸菜，简单得近乎简陋。

但我吃得异常认真，每一口馒头都咀嚼二十次以上，稀饭小口小口地喝。

坐在对面的估计是个来出差的中年人，一边看报纸一边往嘴里塞油条，偶尔抬头看我一眼，眼神里带着疑惑——大概在想这个少年为何吃得如此庄重。

我在进行某种仪式。用食物让身体苏醒，让精神集中，让心跳稳定在每分钟七十二次的节奏上。

七点四十，我背着帆布背包走出招待所。

夏末的北京清晨，空气里还残留着夜雨的湿润，但阳光已经迫不及待地从云层缝隙钻出来，在积水的路面上反射出碎金般的光。

二十分钟的车程，我微微打开窗，正好用来调整呼吸，让思维从昨夜的忐忑中彻底剥离。

路过昨晚看到的那栋教学楼时，我还是忍不住抬头看了一眼。

布告栏上，“当代民族声乐演唱中的传统美学基因”的海报依然贴着，讲座时间是下午两点。

如果交流会顺利结束，或许真可以去听听。这个念头一闪而过，像蜻蜓点水。

八点二十，我站在了那座红砖修葺的小礼堂前。

楼不高，三层，红砖外墙爬满了爬山虎，叶片在晨光中泛着油绿的光。

门前几棵雪松高大挺拔，投下的阴影清凉而肃穆。已经有人陆续到来，大多三四十岁年纪，穿着得体——男士多是衬衫长裤，女士则穿着素雅的裙装或套装。

他们彼此低声寒暄，带着业内人士特有的熟稔与分寸感。有人夹着乐谱夹，有人提着看起来专业的设备箱，空气里飘荡着淡淡的香水味和纸张的气息。

我深吸一口气，推开了那扇厚重的橡木门。

小礼堂内部比想象中小，约莫能容纳百人。

深棕色的木质座椅呈扇形排列，围绕着前方一个略高出地面的小舞台。

舞台中央摆着一架黑色三角钢琴，琴盖打开，露出黑白分明的琴键。

旁边立着一个谱架，一支麦克风安静地等待着。灯光是柔和的暖黄色，从高高的天花板上洒下来，在空气中形成几道光柱，能看到细微的尘埃在光里缓缓飘浮。

空气里有旧木头的沉香、纸张的霉味，还有淡淡的消毒水气息——一种混合了时光与知识的气味。

我找了个靠后、靠边的位置坐下。

这个角度既能看清舞台，又不至于太过显眼。

将背包放在脚边，双手交握放在膝盖上，指尖能感觉到脉搏平稳的跳动。

大约二三十人已经落座，低声交谈着，声音压得很低，像怕惊扰了这里的什么。

“你是……田浩彣同学？”声音从左侧传来。

我转头，看见一个约莫三十岁的女性坐在隔着一个座位的地方。

她穿着浅灰色的职业套装，齐耳短发，戴着一副细边眼镜，眼神温和而好奇。

“我是。”我点头致意。

“金院长跟我提过你。”她微笑，声音很轻，“我是音乐学系的讲师，姓陈。今天也来听听。”她没有多说，但那眼神里的善意是清晰的。

“请多指教。”我说。

她点点头，转回身去。这个小插曲让我紧绷的神经稍微松弛了些——这里的人或许严肃，但并不冷漠。

八点五十分，侧门被推开。

金院长走了进来。

他今天穿着一件浅灰色的中山装，布料挺括，没有一丝褶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