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按下低音区的c和G，两个音，空旷的纯五度。右手在高两个八度的地方，轻轻弹出E和b——又是一个纯五度。四个音，在两个遥远的音区共鸣，中间是大片的沉默。

然后，左手开始移动。缓慢的、半音阶的下行：c - b - b? - A - A? - G……像一个人沿着黑暗的台阶，一步一步向下走。每一步都沉重，但每一步都不得不走。

右手没有跟随，而是停留在高音区，弹出几个单音：F? - A - c?。不构成传统的和弦，只是三个点的连接。它们悬浮在那里，像夜空中的孤星。

我让这些音持续，踩下延音踏板。

共鸣在琴箱里混合、扩散、消散。

这不是一首“曲子”，更像是一种“状态”的描摹——那种站在历史与个人、根脉与枝叶、传统与创新交汇点上的悬浮感。你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低音区沉重的下行），也知道想往哪里去（高音区那些明亮的点），但中间的路径是模糊的，需要自己摸索。

弹了大约二十分钟，全是这种片段。没有旋律线，没有明确的和声进行，甚至没有节奏。只有音与音之间的空间，以及空间里蕴含的张力。

然后，我停了下来。

手指放在膝盖上，掌心向上，像在承接什么。

还不够。

这种纯粹抽象的、内省的音乐，像一个人的自言自语。它帮我整理了情绪，但没有回答更深的问题：音乐到底是什么？它凭什么能跨越语言和文化的屏障？当我弹奏时，我在传递什么？当别人聆听时，他们接收到的又是什么？

我想起了卡尔下午说的话：“东方音乐的魅力在于‘空间感’。”

也想起了沈钧儒教授说的：“法度是骨骼，心象是血肉。”

还想起第一次听到莫扎特《小星星变奏曲》时，那种纯粹的、无需解释的快乐。

音乐，可能是人类最古老、也最神秘的交流方式。

在语言诞生之前，我们的祖先也许就用敲击石头、吹奏骨笛的方式，表达喜悦、恐惧、哀伤。那些声音里没有词汇，没有语法，但同样能抵达心灵。

那么，音乐里到底编码了什么？

我重新把手放回琴键。

这次，我尝试用更具体的方式思考：如果我要写一首给海外华人听的歌，它会是什么样子？

旋律上，它需要有辨识度的“中国味”，但不能是僵化的五声音阶套路。可以借鉴戏曲的腔韵、民歌的旋法，但要用当代的和声重新诠释。

歌词上，它不能空喊“爱国爱乡”，而要从具体的细节切入——比如陈老说的“奶奶做的牛肉丸”，比如南洋老华侨晨起喝功夫茶的习惯，比如清明扫墓时烧的纸钱的味道。

编曲上，它可以融合——东方的丝竹乐器（笛、箫、古筝）与西方的弦乐、电子音色对话。不是简单的叠加，是真正的化学反应。

甚至，演唱者可以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跨越地域的组合：大陆的主唱、台湾的吉他手、香港的鼓手、马来西亚的贝斯手、新加坡的和声……

这样的音乐，会是什么声音？

我开始尝试。

左手构建和弦进行：从c大调开始，但第三级用E minor而不是E major，让色彩变得柔和。进入副歌时，转到G大调，但用F?代替F，制造一种“明亮中带着一丝乡愁”的暧昧感。

右手尝试旋律。起初的几个音是传统的五声音阶（c-d-E-G-A），但在转折处，我加入了一个b——这个音在传统五声里是“偏音”，但它带来了新鲜感，像在熟悉的家园里打开一扇陌生的窗。

弹着弹着，一段完整的段落渐渐成形。

我停下来，从茶几上拿起手机，打开录音功能，放在钢琴上。重新弹了一遍。

三十秒的片段。简单，但有了雏形。

播放录音。透过手机扬声器，琴声变得扁平，失去了现场的共鸣感，但基本的骨架还在。

我听着，问自己：如果是一个在吉隆坡长大的第三代华人，听到这段音乐，会想起什么？是爷爷奶奶哼过的老歌？是中文课上学的唐诗？还是春节时家族团聚的温暖？

也许，都不是。

也许，他会听到一种“熟悉的陌生感”——旋律里有东方的影子，但和声和结构是西式的；情感上有怀旧的成分，但表达方式是当代的。这种矛盾本身，可能就是海外华人身份认同的写照：既不完全属于故土，也不完全属于新家，而是处于两者之间的“第三空间”。

而音乐，恰好是表达这种“之间”状态的最佳媒介。

因为它不需要解释，只需要感受。

凌晨一点。

我泡了第二壶茶，这次是龙井。清淡的茶香在房间里弥漫。我端着茶杯，走到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