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着这一切，有些恍惚。

就在两天前，我还在用英语与美国人讨论全球音乐市场的版图分割，却在背诵正弦余弦的转换公式。

这两个世界如此不同，却又如此地并存于我的大脑里。

这种平凡的氛围，反而让我感到放松和治愈。

它像一块厚重的压舱石，让我这艘在商海和文山艺海中航行的小船，不至于在风浪中迷失。

我知道，无论在外经历了什么，这琅琅书声、纯真友谊、以后不同的境遇、再以后的稀疏的联系……都在提醒着我生命的本真与来路。

记得有次语文课。老师没有依照课本，讲的是苏轼的《赤壁赋》。

“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老头儿朗诵着，声音抑扬顿挫。阳光透过窗户，照在板书飘逸的字迹上，那些千年前的文字仿佛在光中舒展。

我忽然又想起香港，想起维多利亚港的璀璨灯火。

苏轼面对的是江上清风、山间明月，是自然之无穷；

而现代人面对的是人造的光海、数据的洪流，是文明之浩瀚。

但内核或许相通——都是人在时空中的定位与安放。

苏轼在赤壁找到了与天地共适的豁达，而我，需要在1999年这个特殊的节点，找到自己的位置与方向。

这些记忆与现实的交错，让我心中涌起一种奇妙的连接感。

……

踱步到东四，的这一栋三层小楼前。

前台的女孩小雨，正指挥着几个师傅，把那座三角钢琴，从小货车往地上挪。

看到我，立刻跑过来：“田总，高总在会议室等您。”

推开会议室的门，高军已经在那里了。桌上摊开一堆文件，他正用计算器核对数据，眉头微皱。看到我进来，他抬起头，神色有些复杂。

“小田总，您来了。有几件事需要您处理。”

我们坐下来。高军先递给我一份文件：“这是王斐上海站巡演的结算报告。票房收入、周边销售、场地成本、人员费用……都在这里了。”

我仔细翻阅。数字很清晰：三场演出，上座率平均八成，口碑反响很好，乐评多有赞誉。但财务上，扣除所有成本后，净利润仅为五千八百元。

“只是勉强持平。”高军语气平静，但能听出一丝忧虑，“这还是在我们严格控制成本的情况下。如果算上前期的宣传投入和团队的时间成本，实际上是亏损的。”

我沉默地看着那些数字。王斐的巡演是我们调整方向后，独立音乐商业化的又一次重要尝试。

从艺术角度看，它是成功的——音乐质量高，现场效果好，媒体评价正面。但从商业角度看，它还没有找到可持续的模式。

“独立音乐的路，确实漫长。”我放下报告，“但这次巡演积累了经验，建立了团队，也让王斐在长三角地区有了一定的知名度。这些是无形资产，虽然不直接体现在账面上。”

高军点头：“这我知道。只是……”

“只是我们需要找到更有效率的商业模式。”我接过话，“或许可以尝试与品牌合作，争取赞助；或者开发更有特色的周边产品；或者探索小剧场驻演的模式，降低场地成本。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明白。”高军记下来，“那下一件事——周杰伦专辑的第二笔制作费申请外，还有一笔40万的转签费用。”

他又递来一份文件。这次是台湾那边发来的传真，杨峻荣亲自签的字。

金额不小，主要用于编曲、乐手录制、混音后期的费用。

我仔细审核了预算明细，每一项都列得很清楚：吉他手的录制费、弦乐编写费、录音棚租用费、母带处理费……

周杰伦转签费用25万，方文山15万；含已创作的6首歌。

“杨总在附言里说，周杰伦的状态很好，已经在准备第三首歌了。”高军补充道，“他认为这张专辑有可能成为今年的黑马。”

我想起前世那张横空出世的《Jay》，《可爱女人》前奏是一声“wow！便随着直升机轰鸣，代表着华语乐坛一个新世纪的开启。

在1999年的夏初，它们还只是几个年轻人藏在台北某间录音棚里的demo，还只是一些尚未被世人听见的声响。

但我知道它们的力量。

“批。”我在申请单上签下名字，字迹工整有力，“告诉杨总，钱不是问题，但质量必须保证。我要的是能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作品，不是赶工出来的商品。”

“好。”高军接过文件，犹豫了一下，“小田总，还有一件事。这几天陆续有几家媒体想约专访，主要是想了解你和Jive合作的情况，以及‘星海’未来的规划。”

“暂时都婉拒吧。”我思考了一下说，“现在阶段，多做实事，少说空话。等周杰伦的专辑有了雏形，或者‘共荣音乐’有实质性进展时，再找合适的时机沟通也不迟。”

高军点点头，没再多说。这就是我欣赏他的地方——执行力强，但从不越界，懂得什么该问，什么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