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掏出手机，手指颤抖着拨通了珍珠的电话，刚说出“妈，我爸摔了，在医院”，就听见电话那头传来“咚”的一声闷响，紧接着是珍珠压抑的呻吟：“我马上过去！”

珍珠赶到医院时，头发乱得像团草，身上那件旧棉袄的扣子扣错了两颗，棉鞋上沾满了泥雪。

她径直走到病床前，看着靳长安头上那圈渗血的纱布，嘴唇哆嗦着，却没掉一滴眼泪——那些年的苦，那些年的泪，早就把她的心熬成了铁，再也流不出泪了。

她伸出手，轻轻摸了摸靳长安的脸颊，冰凉的触感传来，和二十年前那个雪夜，他醉倒在村口雪地里时，一模一样。

“转去省城，必须转。”珍珠的声音很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

“妈，钱我们已经交了。”李深轻声说。

珍珠愣了愣。她搬了个塑料凳子坐在病床前，伸手给靳长安掖了掖被角，动作很轻，像在照顾一个易碎的孩子。

阳光透过病房的窗户照进来，落在她鬓角的白发上，泛着细碎的银光。

团团看着妈妈的背影，突然懂了——妈妈不是不恨，是把那些恨，熬成了怜悯，熬成了血脉里斩不断的牵挂。恨是真的，可看着他这样，终究没法不管。

转院的救护车呼啸而至时，外面的雪终于停了。

医护人员小心翼翼地把靳长安抬上担架，珍珠跟在后面，手里紧紧攥着那个皱巴巴的牛皮小本子——那是靳长安唯一的东西，上面记着她们的号码。

团团和圆圆一左一右扶着担架，雪松站在最后，看着那张毫无生气的脸，攥紧的拳头慢慢松开，眼泪无声地掉下来，砸在冰冷的地面上——他恨了这个男人十几年，可真当他奄奄一息地躺在面前时，心里的恨突然就软了，只剩下密密麻麻的疼和说不清的复杂。

省城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外，长椅上坐满了人。

珍珠盯着重症监护室门上的红灯，那点红色在惨白的走廊里格外刺眼。

她突然开口，声音很轻，像在自言自语，又像在说给孩子们听：“其实，他这两年常回神安村，就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站着，不敢进门，就远远地看着。看见你们开车回娘家，看见雪松背着书包上学，他就站着看会儿，等我们进屋了，他才走。”

团团和圆圆都愣住了。

她们想起去年冬天，好几次开车回娘家，总看见村口老槐树下站着个熟悉的身影，穿着破旧的工装，远远地看着她们，一看见她们转头，就慌忙躲到树后面。

当时她们以为是村里的流浪汉，没在意，现在才知道，那是靳长安。

三天后，重症监护室的红灯终于灭了。

医生走出来，摘下口罩，松了口气：“手术很成功，病人醒了，意识正在恢复。”珍珠和孩子们冲进病房时，靳长安正睁着眼睛，茫然地看着天花板。看见珍珠坐在床边，手里拿着个勺子，正准备喂水，他愣了愣，浑浊的眼睛里慢慢聚起光，声音沙哑得像砂纸摩擦木头：“珍珠……”

珍珠的手猛地一抖，勺子里的温水洒在被子上，晕开一小片湿痕。

她没说话，重新舀了一勺水，递到他嘴边，声音放得很轻：“慢点喝，别呛着。”

靳长安小口小口地喝着水，眼泪突然就掉了下来，砸在珍珠的手背上，烫得她一哆嗦。

“对不起……”他哽咽着，话没说完就开始咳嗽，咳得胸口起伏，“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团团，圆圆，小松……我不该喝酒，不该赌钱，不该打你……我不是人……”积压了二十年的愧疚，终于在这一刻爆发出来，他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哭得浑身发抖，眼泪混着鼻涕，沾满了那张饱经风霜的脸。

病房门没关，团团、圆圆和雪松站在走廊里，清清楚楚地听见里面的哭声。团团掏出纸巾，擦了擦眼角；圆圆靠在李深怀里，肩膀微微颤抖；雪松转身走到走廊尽头的窗户边，看着外面明媚的阳光，眼泪无声地滑落，却悄悄用袖子抹掉了——他还是没法彻底原谅，可心里的恨，已经淡了很多。

靳长安住院的那些日子，家里人只是尽责轮流守着，没有多余的温情。

出院那天，天是阴的，风里还带着初春的寒意。

靳长安坐在轮椅上，穿着李深买的新外套，头发是珍珠用剪刀随意剪的，长短不齐。

团团推着轮椅走在最前面，脚步很快，像是在赶什么要紧的事；圆圆和李深并肩走在旁边，低声说着诊所的事，偶尔抬眼瞥一下轮椅，也只是匆匆收回目光；雪松跟在最后，双手插在校服口袋里，踢着地上的小石子。

走到医院门口，靳长安突然开口，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珍珠……我回神来村。”

珍珠没说话，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放在靳长安腿上——那是李深垫付的医药费剩下的部分，还有她从养老钱里凑的一点。她的声音很平，没有起伏，“以后好好过日子，别再喝酒了。”

说完，她转向孩子们：“走吧，该回神安村了。”团团立刻松开推轮椅的手，快步走向停在路边的车；圆圆点了点头，跟着李深上了副驾驶；雪松看都没看靳长安一眼，径直拉开车后门坐了进去。

靳长安坐在轮椅上，看着那辆车绝尘而去，车尾灯很快消失在路的尽头。

风卷着地上的落叶，打在他的脸上，他却浑然不觉，只是盯着前方灰蒙蒙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