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了县城，金彦玲才开口说第一句话，她叫我回家看看父母，她到学校等我。 我说：“算了，我不回去，我还是和你保持一致行动。 ”她说：“你好不容易才进一次城，哪能不回？ 要不我陪你一起回去吧。 ”

只有我母亲一人在家。 进了屋，金彦玲喊了一声“杨妈妈”，眼睛立即红了。 我妈吓坏了，以为是我闯了什么祸，人家这么一个标致的女同学告状告到家里来了。 幸亏金彦玲心细，很快就看出了我母亲心中的不安，忙说道：“杨妈妈，我家在均县，见到您，我就想起了我妈……”

我母亲这才放了心，不禁对眼眶内噙着泪花的金彦玲百般怜爱。 老人家想招待招待儿子的同学，但是家里又没什么好吃好喝的。 当时正是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买什么东西都得凭票证??。 我妈妈想起来了，糖罐里还有一点儿白糖，于是她连忙起身，泡了两碗白糖开水。 我观察到了，两只碗，一只碗里多放糖，另一只碗里只少许表示了一下。 我担心妈妈会偏心眼，把糖多的一碗端给我。 结果相反，妈妈将糖多的一碗递给了金彦玲。 金彦玲也发现了这一秘密，双手捧碗，泪水便夺眶而出。 我妈妈忙安慰她，鼓励她说：“好好读书，多学些知识，你爸你妈才会为你高兴！ ”

学校食堂发给水库工地的粮食早已准备好，分门别类装在口袋里，口袋的结扎处贴有封条。 因此，根本无须担心回校挑粮的学生会途中偷吃。 除了两小袋大米白面之外，其余的都是粗粮，有苞谷糁(即玉米粉)，红薯干，还有红薯粉。

金彦玲不容分说，坚持把四只粮筐分配得两筐重两筐轻，她挑重的，轻的给我挑。 她说，等快到工地时，再把重量调匀。

回工地的路上，要爬一座高坡。 坡顶有一棵粗壮的拐枣树，每两个挑粮的同学爬上这山坡后都会累得喘息不止，必然要在树下长长地歇口气。

我和金彦玲也不例外。

树下有两块青石板，我们俩对面而坐。

我有许多话想对她说，这时候若还不说出来，那得等到什么时候才有机会？ 我说，金彦玲，我不相信你会偷黄春华的钱，真的不信！

她低头一声叹息：“唉，光你一个人不信，有什么用？ ”

这些天，我把自己当成福尔摩斯，一直在对女生宿舍的丢钱案进行分析。 我把除金彦玲、黄春华之外的六个人都当作怀疑对象，大胆猜测，仔细分析。 但是猜来猜去，越猜心里越糊涂。

现在，坐在拐枣树下，我将自己的猜测讲给金彦玲听。

我说：“会不会是袁桂芊栽赃陷害你？ 她偷了黄春华的钱，然后塞到你枕套里？ ”金彦玲忙否认：“不，袁桂芊不会做这等事，她是个老实又胆小的人。 ”

“那，赵玉如呢，她的可能性最大！ 因为她忌妒你，朱广勇说你是西施她是东施。 ”“也不会是赵玉如，因为她心里并不喜欢黄春华，她为什么要拿黄春华来害我？ ”另外三个同宿舍的女同学，金彦玲也认为，不是她们做了手脚。

“这就难分析了，难道加害你的人是班长易若霞？ ”

金彦玲急忙摇头，说：“出了这件事，最没料到也最感到痛心的人应当是她。 ”因为易若霞一直以来都十分看重金彦玲，她觉得金彦玲各个方面都不错，称得上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青年，并且还积极要求进步，一入校就同黄春华一起递交了入团申请书。 易若霞常鼓励金彦玲，希望金彦玲和黄春华互相帮助，争取双双加入共青团。 可是谁会想到，现在出了这种丢集体荣誉的事，难道团支书能不痛心吗？

“这几个人都不可能被怀疑，那还能是谁？ 难道真的是你金彦玲一时糊涂做出了傻事？ ”“杨世运，你相信我会做出这样的事吗？ ”

“我当然不相信！ 严刑拷打我也不相信！ 有你这句话，我也要一辈子记住你……你应该为自己申辩，要求老师出面，把事情调查清楚！ ”

“怎么调查清楚？ 钱是从我枕套里搜出来的，这事还不清楚？ 我说我不知道钱是怎么进了我枕套里的，谁相信？ ”

“说了半天，肯定还是有人栽赃陷害啊，还是应当调查啊！ ”

“我难道不渴望查个水落石出？ 但是我反复考虑又考虑，我如果坚持要求调查，不仅查不出结果，反而把自己越描越黑，并且四面树敌。 别说是我自己想替自己辩解此路不通，就连当事人黄春华也对我爱莫能助。 我俩是老同学好朋友，但是她想替我辩解也不行。 当班长从我枕套里发现那八块钱之后，不仅我蒙了，就连黄春华也目瞪口呆了！ 她根本想不到钞票会莫名其妙地飞进我的枕套，因此她当时就对班长说，算了，不对号码了，只当什么事也没发生。 可是赵玉如和另外四个同学怎么能同意？ 她们都需要洗清自己。 就算班长当时决定不对号码了，那我也逃脱不掉罪名，总之我是在劫难逃。 ”

毕业让我们各奔东西

时光荏苒。 1961年春天，我突然长高了也长结实了，长成了一个能真正挑起八十斤甚至一百斤的男子汉。

五月，临近中师毕业，我应征入伍走进军营，成为空军院校的一名学员。

离开母校时，有几位同学给我送了礼物。 班长易若霞送给我一本日记本，黄春华送给我一张她的照片。 我盼望金彦玲也送我一张照片，但是她什么礼物也没给我。

到部队后我给黄春华写过两次信。

当然我不是只给她写信。 我首先给易若霞写信，汇报我入伍后的思想收获，向她表示，一定要争取在部队早日加入共青团。 我给黄春华写信，写得很长，详细介绍我入伍后的情况，然后在末尾附上两句话：请代我向金彦玲问好，欢迎她来信！ 其实这最后两句话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盼望能与金彦玲联系。 可是她却提前提醒过我，叫我到部队后千万不要给她写信，以免被同学们议论我和小偷有关系，影响我在部队的进步。

入伍后不久，领导对我们这些军校生进行入伍教育，宣布了在校四年学习期间的三不准纪律：一不准抽烟，二不准喝酒，三不准谈恋爱。 纪律一宣布，好多一入伍便大量给女同学写信的学员吓了一大跳，再也不敢跟女同学们通信了。 我当然也是如此，前后只给易若霞写过一封信，跟黄春华通过两回信。 也不知道黄春华是否代我向金彦玲问过好。 转眼间，中师的老同学们都毕业分配各奔东西了，我与他们便中断了联系。

这一年的春节之后，我收到一封家书。 信上说，春节前夕，腊月二十八，我的一位中师的女同学到我家看望我母亲。 我母亲认识她，因为她曾陪我到过我家一次，我妈妈拿不出什么好吃的招待她，只为她泡了一碗白糖开水。 她特意来我家拜谢我妈，送给我妈一件礼物——一件红色的毛线背心，是她一针针自己织的??。 她说她已被分配在均县草店区武当山下一座乡村小学里当老师，一切都好。

重逢在刺玫花开的时节

一晃便二十一年过去了。

1982年初春，已经离开部队的我调回老家，在十堰市的一家单位工作。

经过多方打听，我终于寻到了金彦玲的线索，她已离开山村小学，调回城里，在一所名叫红星小学的学校教语文。

均县这时已改了名，改为丹江口市。

又是刺玫花开花的季节，我专程来到丹江口市。

踏入红星小学的校门，耳畔传来一阵阵朗朗的读书声。 这样的气氛，令人感到分外亲切。

我径直走进语文教研室，是一座老式平房，显得有些空旷。 全校所有的语文老师都集中在这里办公，办公桌整齐排列像学生们的课桌。 临门而坐的一位女老师问我找谁，我回答说我找金彦玲，又说明我是她的老同学。 她说：“金老师正在上课。 那里，那里的一张桌子是她的办公桌，你坐在她桌前等等她吧。 ”

好老好陈旧的一张办公桌，但是擦拭得干干净净。 桌前放着一把旧藤椅，补过不少补丁。 桌上堆着一摞摞学生们的作业本。 有一股清香味扑入我鼻息，啊，原来是桌上立了一只玻璃杯，杯中清水养着两支刺玫花。 刺玫花，柔弱的枝条，叶间隐藏着尖利的小刺，米粒般的小白花，香气却悠长而久远。

我深深地呼吸着花香，坐下来翻阅学生们的作业本。 终于，我又见到了金彦玲久违了的笔迹。 一本本作业她都批改得认认真真工工整整，一丝不苟。 不用说，她是个称职的好老师。

下课铃响了，我竟没听见，仍在翻阅作业本。 忽然，一个人的身影站在了我面前。 我抬起头，发现是一位头发花白的女老师，正怔怔地望着我。

我忙向她打招呼并说明情况，我说老师您好，我不是学生家长，我是金彦玲老师的老同学，来见见金老师。

她脸上飞上了笑容：“杨世运，想不到是你呀！ ”

“你，你……”

“真的一点儿也认不出我了？ ”

“噢噢金彦玲！ 你的声音一点儿也没变！ ”

她紧接着还要给另一个班的学生上课，没时间多陪我。 她说，她已知道我调回家乡工作了，想不到这么快就见了面。 她希望我在丹江口多住两天，因为她中午也来不及在家招待我，中午学生们和老师们的休息时间都很短。 “今天晚上你一定要到我家吃饭，我把黄春华也请来！ ”

“黄春华现在也在丹江口？ ”

“她毕业后一直在丹江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