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阴水患频发，沈贺贪墨修河款之事，绝非空穴来风。

而他胆敢如此妄为，幕后的主使多半就是太子。

数额庞大的修河官银，肯定不能运往京城，那样太过招摇。

运往其他州郡，也是变数很多。

最大的可能，就是留存济阴本地，并暗中重铸。

这种善后之事，非沈贺所长。

唯一的可能，就是交给刘广升来办。

也就是说，刘广升的手中掌握着大量的官银。

此番兼并涝田所耗，绝对超出了刘广升攀附太子的底线。

为博太子一笑，他必不愿倾家荡产。

太子性格使然，他又注定只能进而不能退。

进退失据之间，他动用官银的可能性，将变得极高。

一旦抓住把柄，罪证确凿，萧绍瑜便可调动州兵，一举清查。

行事稳重的李东阳，怎会如此大胆？

奉行低调的萧绍瑜，敢对刘广升动手么？

须知刘广升不同于沈贺，涉及他的话，想不牵连太子都难了。

这不是公然拆太子的台么？

也有悖于梁帝的本意啊。

时移事易，范雍之事，已令二人意识到：

一味的忍让，并不能换来百分之百的安稳。

刀操于人手，南康一系的命运，存在太多太大的不确定性。

你退，人进，终有退无可退之时。

既是如此，何如以进为退呢？

进，恰到好处地展露萧绍瑜的才能，引得梁帝青睐。

从而，萧绍瑜有机会获得，一定的权柄。

南康一系的势力，也随之得到壮大。

势力的壮大，便是筹码。

届时，若再有人想对萧绍瑜及其门人动手，可就要三思了。

退，势力壮大却不介入党争。

如此，萧绍瑜便可远离政治漩涡。

李东阳的改弦更张，还是出于自保的目的，而非劝谏萧绍瑜参与夺嫡之争。

因为那是遥不可及，且更加凶险之事。

至少对目前的萧绍瑜来说，是这样的。

李东阳改变的是策略，而非一贯的谨慎。

实际上，谨慎如他，是算准了梁帝对太子的猜忌。

任何帝王在位之时，都不会允许自身皇权受到威胁。

即使威胁来自国之储君，也是不行的。

梁帝亦不能外。

“或许陛下，也需要一个敲打太子的机会吧？”

当然，这个火候，他是会去好好把握的。

他有这份自信。

萧绍瑜的心里，又是怎么想的呢？

不可能仅是，出于对李东阳的信任吧。

《梁书·武帝纪》载曰：

济阴太守沈贺擅诛许崇古，屠济阴许氏。范伯勋奉帝命潜聚贤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