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懂我也知道 你没有舍不得……”

这首歌证明了他不是不会写情歌，只是不想重复别人写过的东西。

即使是情歌，他也要用自己的方式表达——歌词里没有直白的“我爱你”，而是用钢琴、大提琴、旧旧的这些意象来营造氛围。

三首歌听完，我坐在沙发上，很久没有动。

窗外阳光越来越亮，透过玻璃在地板上投出菱形的光斑。远处传来早高峰的车流声，北京开始苏醒。

而我手里握着这三张薄薄的光盘，像是握着某种引爆器。

我知道，只要我按下同意键，这三首歌就会在不久的将来，提前炸开华语乐坛沉寂多年的水面，掀起巨浪。

会有无数人骂这是“垃圾音乐”，也会有无数年轻人疯狂追捧。

乐评人会争吵，市场会分裂，而周杰伦会成为这个时代最具争议也最具影响力的音乐人。

这值得吗？

我拿起电话，拨通杨峻荣的号码。

响了两声就接了，他的声音沙哑，显然一夜没睡：“浩彣，听了？”

“听了。”

“怎么样？”

“《忍者》中间那段三味线独奏，要更嚣张一点。”我说，“不要只是点缀，要成为主角。让三味线和电吉他对话，让东方和西方打架。”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然后杨峻荣大笑起来，笑声里有释然，也有疯狂：“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浩彣，你真是个疯子！”

“你才是疯子，杰伦是你介绍认识的。”

“对对对，我们都是疯子。”他的声音兴奋起来，“那你同意做了？”

“做。而且要做得彻底。”我认真地说，“杨总，这张专辑不要想市场，不要想主流，就让他彻底释放。预算不够就加，时间不够就延。我要的不是一张安全的专辑，是一颗炸弹。”

“明白！”杨峻荣顿了顿，“不过浩彣，有个问题。阿尔法音乐那边……有些股东听了demo，说这根本不是音乐，是胡闹。他们想让我换歌。”

“告诉他们，”我的声音冷下来，“要么按周杰伦的意思做，要么取消合作，以后共荣的所有发行工作都没他们的事了。”

又是几秒沉默。然后杨峻荣说：“浩彣，你知道你这句话值多少钱吗？”

“不知道，也不在乎。”我说，“我在乎的是，十年后人们回头看2000年的华语乐坛，会记住什么。我希望他们记住，这一年有人敢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挂了电话，我打开第二个包裹。

何西寄来的，是一盒磁带和几页手写的信。

磁带标签上写着：“黄土巡演·西安现场实录，2000.5.28”。我把磁带放进录音机，按下播放键。

先是一阵嘈杂的环境音——观众的交谈声，椅子的挪动声，调试乐器的声音。然后是何西的声音，透过麦克风传来，有些失真但很真实：“大家晚上好。我是何西。感谢你们来听我唱歌。”

掌声，不太热烈，但真诚。

吉他声响起，简单的几个和弦。何西开始唱《黄土》专辑里的歌。

他的声音很粗，像砂纸，像风刮过黄土高原的沟壑。没有技巧，只有感情。

唱到那句“我们像野草，在楼群的缝隙里，挣扎着一寸光”时，台下有人跟着哼唱，声音越来越大，最后变成全场大合唱。

现场录制的音质很差，杂音很多，但那种生命力透过劣质的录音设备扑面而来。

你能听见何西唱到高音时的轻微破音，听见观众在副歌时的呼吸声，听见吉他弦震动时发出的嗡嗡余音。

这才是音乐最原始的样子——不是录音棚里精心修饰的完美，而是活生生的，有汗味，有体温，有不完美的真实。

磁带放完，我展开信纸。何西的字写得很大，笔画粗重，像他的人一样：

“田总，见信好。

巡演走了一个月，西安、兰州、银川、延安，最后又回到西安。

每场人都不多，最多的一场三百人，最少的一场五十人。但来的人都是真想听歌的，安静地听，用力地鼓掌。

在延安那场，有个六十多岁的老汉听完歌来找我，说我的《北方的麦田》让他想起年轻时候，想起生产队，想起那些苦日子里的一点甜。

他说现在日子好了，反而不知道什么是苦什么是甜了。我不知该说什么，就给他敬了根烟。

钱没赚多少，场租、路费、住宿，勉强打平。

但我觉得值。至少有人听了，有人记住了。

你让我找的‘根’，我好像找到了一点。

不是在音乐学院里，是在这些黄土坡上，在这些普通人的眼睛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