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记录员——新来的实习生小周，手速飞快地在笔记本电脑上记录，键盘发出密集的哒哒声。

下午两点，会议结束。人们陆续离开会议室，抱着厚厚的文件和满满的任务。最后只剩下我和高军。

“小田总，”高军关上门，压低声音，“你真的要参加高考？”

“真的。”

“为什么？”他不解，“以你现在的成就，大学文凭已经不重要了。清华北大都会抢着要你，何必去受那个罪？你知道现在公司有多少事吗？”

“我知道。”我说，走到窗边，看着楼下街道上走过的几个中学生。

他们穿着蓝白校服，背着沉重的书包，有人边走边背英语单词，有人讨论昨天的数学题，“高哥，你知道人生最大的危险是什么吗？”

“是什么？”

“是失去对真实人生的体验。”我看着那些远去的背影，“当你拥有许多的资源，有超越年龄的成就，你会很容易飘起来，脱离地面。你会忘记普通人是怎么生活的，怎么挣扎的，怎么在有限的选项里做出选择的——就像那些孩子，他们的未来被一场考试决定，这是不公平的，但这就是现实。”

我转过身，看着他：“高考就是最普通、也最残酷的中国式体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张试卷定终身。我想去经历这个，不是因为它重要，恰恰因为它对现在的我‘不重要’——我可以不在乎结果，但我需要这个过程。需要知道我的同龄人正在经历什么，需要保持和这个时代最广大群体的连接。否则，我做出来的音乐，就会变成空中楼阁。”

高军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我明白了。但复习时间……”

“挤呗。”我说，“每天三个小时，雷打不动。其他时间，工作。”

“你会累垮的。”

“那就垮吧。”我笑笑，“反正我才十六岁，垮了还能爬起来。而且……”我顿了顿，“我姐也在备考。我想陪她一起走这段路。”

高军摇摇头，但没再劝。他知道，一旦我决定了什么，十头牛也拉不回来。

下午，我开始处理会议中提出的具体问题。

第一件事是给滚石唱片和华纳音乐写邮件，确认《华夏》在港澳台地区的发行细节。我在邮件里特别强调：

“请确保实体唱片的包装设计体现‘中国当代美学’，不要用龙、凤、长城那些刻板符号。建议用抽象的水墨——比如徐冰的《天书》那种感觉，用秦俑的局部特写——不是完整的兵马俑，是眼睛、手指、铠甲的纹理，用电子线路板和中国书法的结合——王羲之的《兰亭序》线条与电路板的走向并置。”

第二件事是审阅王工提交的数字平台技术方案。好听音乐网要为双专辑发行做全面升级：服务器从十二台扩容到三十台，增加上海、广州、成都三个cdN节点，优化在线播放的缓冲算法——目标是在56K拨号上网条件下也能流畅播放128kbps音质的歌曲。

第三件事是和李薇讨论媒体名单。我们列出了一百二十七家媒体，从央视、人民日报这样的国家级媒体，到《当代歌坛》《音乐周刊》这样的行业媒体，再到新浪、搜狐这样的新兴网络媒体。针对不同类型的媒体，我们要准备不同的新闻通稿：

给央视的稿子强调“文化输出”和“青年榜样”；

给行业媒体的稿子侧重“制作工艺”和“创新探索”；

给网络媒体的稿子可以更轻松，避谈芯片，“十六岁音乐人的双重生活”“一边写书一边写歌”。

工作到下午五点，手机震动。是姐姐田雪雪发来的短信。

“浩彣，今天数学老师又讲了一遍立体几何的球内切问题，就是你上周教我的那个模型。我用了你的方法，全班就我一个人做出来了。老师说我的思路很‘特别’。你什么时候回家？妈说你这周末回来？”

我打字回复，手指在按键上快速移动：

“周六晚上到。立体几何记住那三个关键辅助线，今年很可能考。语文多注意上次我划的重点诗词，英语完形填空注意时态一致性。我回去帮你系统过一遍。”

发送。

然后我继续工作，但嘴角不自觉地扬起。姐姐的进步，比任何商业成功都让我高兴。

傍晚七点，我离开公司，去录音棚。林浩已经在等我了，今天要录《光年之间》——专辑里最后完成的一首歌，也是技术难度最大的一首。

这首歌很特别。它既不是《俑》那样的文化寻根，也不是《盛夏的雨》那样的青春叙事，原本是首写距离的歌曲，现在还要加上科幻色彩。

歌词重新修饰，讲述两个相隔光年的恋人，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寻找彼此、传递思念。

编曲上用了大量的合成器音效和太空感的混响，但旋律异常柔美，像星空下的告白。

录音间里，我戴上耳机。

前奏响起，是模拟宇宙背景辐射的“嘶嘶”声，然后钢琴声像流星一样划破寂静，几个音符孤悬在空中，久久不落。

我闭上眼睛，想象那个画面：无垠的太空，孤独的飞船，两个隔着亿万公里的人，在各自的屏幕上看见对方的脸。

我现在看到的，是你的过去；你收到的现在，而我却在未来；但依然要说，因为除了彼此，他们什么都没有。

唱到副歌时，我的声音不自觉地带上了颤音，不是技巧，是情感：

“我们在光年之间对望

隔着时间，隔着幻想

你的笑容像远古的星光

抵达时，已变了模样

我们在光年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