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4月3日，下午四点。

四川县城，人民医院住院部三楼。

我推开312病房的门。四人间，靠窗的床上，父亲正躺着，腰上缠着厚厚的固定带。

消毒水的味道浓得化不开，混杂着饭菜、汗水和某种衰老的气味。走廊里挤满了人——提着暖壶的家属，推着换药车的护士，拄着拐杖练习走路的病人。每一张脸上都写着疲惫、疼痛或者麻木。

“爸。”我轻声唤他。

他转过头，看到我，眼睛里亮了一下，但很快暗下去：“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说忙吗？”

“再忙也得回来。”我把背包放下，从袋子里拿出保温桶，“妈炖的鸡汤，让我带给你。”

父亲挣扎着想坐起来，但腰使不上力。我赶紧扶住他，在他背后垫了个枕头。他的身体很轻，像一捆干柴。我记得前世他五十多岁的时候还很壮实，能扛起一百斤的米袋。现在才四十三岁，却已经显出老态了。

“网吧那边……”他开口就问。

“小军哥管着呢，没事。”我打开保温桶，鸡汤的香气飘出来，“你先喝汤。”

父亲接过勺子，手有些抖。鸡汤很烫，他小口小口地喝，喝得很慢。病房里另外三个病人都看过来，眼神里有羡慕——这年头，能喝上家里炖的鸡汤，是福气。

“打架那几个人呢？”我问。

“派出所带走了。”父亲说，“两个小年轻，为了抢一台机器，动起手来。我去劝，被推了一下，撞到桌角上了。”

他说得轻描淡写，但我能想象当时的混乱。县城网吧，几十号人挤在烟雾缭绕的地下室里，打游戏上了头，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雇个保安吧。”我说，“钱我出。”

“不用。”父亲摇头，“浪费钱。我自己能看好。”

“你看不了。”我看着他的腰，“这次是扭伤，下次万一动刀呢？县城里什么样的人都有，你不能总指望人家讲道理。”

父亲不说话了，闷头喝汤。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不想花我的钱，不想显得没用，不想承认自己老了。这是那一代男人的骄傲，也是他们的枷锁。

喝完汤，父亲靠在枕头上，闭上眼睛。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照在他花白的鬓角上，那些白发我以前没注意过。

“浩彣。”他忽然开口，眼睛还闭着，“你妈说，你现在做的事，很大。”

“嗯。”

“有多大？”

我想了想：“可能……会影响很多人。”

“多少人？”

“说不准。几万，几十万，也许更多。”

父亲睁开眼睛，看着我：“那你得小心。”

“我知道。”

“不，你不知道。”他的声音很严肃，“人越多，责任越大。你做错一点，可能害了很多人。就像我开车，方向盘在我手里，一车人的命都在我手里。我不能错。”

我点头：“我明白。”

“你不明白。”父亲摇头，“你还年轻，觉得什么事都能做好。但世上没有百分之百的事。你得给自己留条退路，万一错了，还能回头。”

退路。这个词这两天很多人跟我说。

高军说：IFpI的事，我们退一步吧。

赵振说：诉讼风险太大，和解是退路。

现在父亲也说：留条退路。

但我不能退。退了，好听音乐网就死了。退了，行业规则就还是老样子。退了，我就白重生了。

“爸，”我说，“有些事，退不了。”

父亲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他叹了口气：“随你吧。你从小就有主意，我管不了。”

他重新闭上眼睛，不再说话。

我知道他担心，但他不说。这就是父爱，沉默，沉重，像山。

下午六点，我离开医院，母亲送我下楼。

“浩彣，”母亲在楼梯口拉住我，“你爸说的那些话，你别往心里去。他就是担心你。”

“我知道。”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