粪便是农村最好的肥料。在农村的田地旁边，往往有一个粪坑。农民买来粪便，贮存在粪池里，再用清水勾兑，浇灌庄稼。有了粪水浇灌的小麦比没有粪水浇灌的小麦，每亩地要多收一百斤。每当运送粪肥的船来了，农民就把粪肥买下，囤在地头的粪坑里。没有粪坑的人家，往往会被人瞧不起。
林译苇的思绪从几十年前的红土镇回到现实中来。下班的时候到了，她收拾好便笺本，关上办公室的门，走进黄昏的阳光里。
“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林译苇一直想把这句闪烁着中国农业文明色彩的谚语具体化，想把它分解到已经逝去的农事里，理清粪肥在传统农耕方式中的地位。上午，她到市档案局查阅楠江市民国年间农业资料。在一篇名为《民国年间楠江农业成本、农户负担与剩余》的文章中，她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档案局有一台复印机，但她还是把所需资料抄到便笺本上。现在，除了办公室，就是家。这两个地方，今天上午她都不想去。在档案局抄写资料，正好让时间安静地流逝。而且，用手抄写资料，更有历史的质感。
这份资料由生产费用、农民家庭的剩余和楠江中等农户一年总收支及储蓄率等构成，一共有三千多字。为了抄写这些资料，林译苇花了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收获最大的是，她了解到了粪肥这个旧时的乡村商品在农事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它在生产成本中所占的比例——
农作物生产费用包括雇工费、耕畜费、种子费、肥料费、农具费、农舍费等项。一九三〇年，楠江中等农户平均每亩生产费用一元九角八分钱。当时楠江一亩地粮食收获价值为八元一角钱，所以，生产成本相当于其产值的四分之一。在农户实际支出的每亩生产费一元九角八分钱中，种子费用最高，占百分之三十；雇工费次之，占百分之二十九；再次为肥料费、农具费等。
这份资料没有具体列出肥料费的数据，林译苇估计，它的比重应该占百分之二十以上，即每亩的费用是四角钱左右。资料显示，楠江市的耕地面积约五百万亩，从理论上计算，所需肥料费为二百万元，这也是当时楠江的肥料市场总量。
三年来，田单岭每天早上带着朱老八和几个短工收集粪便，一直到太阳升上半空。他们把收集到的粪便倒在河边的粪池里，那里是周边几个镇的粪肥中转站，他们用粪车和小木船从邻近的乡镇把粪便运来，贮存在粪池里。朱代普每天都在这里验粪收粪。他坐在一把油纸伞下面的太师椅上，一边抽水烟，一边打算盘。他那几根像香肠一样的肥胖手指灵活地拨弄着黑色的算盘珠子，发出嘀嘀嗒嗒的声响。每当有粪车或粪船靠在码头，他就会起身查验粪便的质量，从粪便的颜色和稠度上来判断粪便的价值。在朱代普面前，没有谁能够在粪便上做手脚。
作为粪肥的粪便，有三种类型，它们分别装在不同的粪池里。一种是尿水，一种是尿水与大便混合在一起的粪便，一种是纯大粪。尿水和混合粪适宜做追肥，纯大粪适宜做底肥。纯大粪又分为两种，一种是粪饼，一种是粪干。粪饼是粪干拌和着草木灰做成的，方便运输，虽然肥力不如粪干，却是最好的底肥，因为它里面的草木灰可以保护种子，防止病虫害，每担的批发价可以达到两角钱。粪干最贵，它可以做底肥，也可以做追肥，每担的批发价能够达到三角钱。但粪干最容易做手脚。当初，田单岭跟随朱代普做粪肥生意时，亲眼看见朱代普怎样识别做了手脚的粪干。
那是一车从桑园镇运来的粪干，重量是一千斤，朱代普应该给车夫何老拽两元钱，却给了他一元五角钱。何老拽生气了，把那几张纸币甩在地上。朱代普慢吞吞地说：“你的粪肥掺了假，按照规矩，我一分钱也可以不给你。”
何老拽梗着脖子，指着粪车说：“你凭啥说我的粪干有假？若是有假，我包赔！”
“我今天倒要看看你怎样赔。”朱代普叫他把车上的粪干放到一个小粪池里，剩下的一点放在一个粪桶里，叫人挑来一挑清水。他把手中的水烟袋搁在太师椅上，把清水倒进粪桶，捋起袖子，伸手在粪桶里搅了一阵子，把粪水倒在地上，剩下一些黄乎乎的东西沉淀在桶里。
“你来看。”朱代普招呼车夫，“你自己说，这是粪干呢，还是泥沙？你打算咋个赔呢？如果你赔不起，就把它吃下去，我也认账。”
何老拽把头上的草帽使劲压了压，遮着半边脸。他捡起地上的纸币，低着头，拉着车走了。田单岭赶紧用清水给朱代普冲洗胳膊和手。
“朱大爷，你的眼睛太神了。”田单岭说，“你是咋样认出来的呢？”
“还愣起，你这个呆子，还不给老子拿块洋碱来！”朱代普对站在旁边的朱老八吼了一句，然后对田单岭说，“洒在粪车进粪口的粪肥，那颜色不对，黄得不自然。你如果细看，那里面就有泥沙。进粪口有泥沙，粪车里的粪，跑不了也有泥沙。其实，我的手伸进去一搅拌，就感觉到了泥沙。有泥沙的粪干，搅的时候更滞手。我要让他耍的把戏露出马脚，才用清水透给他看，让他心服口服。”
朱代普洗干净了手，又拿起水烟袋。田单岭用打火石打燃了草纸捻，给他点燃水烟。
“朱大爷，现在洋火这样方便，你也该换换了。”田单岭说。
朱代普乜斜着田单岭，“你成天跟着朱世昌混，说话也没有人味儿了。你洋火，几多钱一根？我纸捻，几多钱一根？都是点烟，用得着烧钱吗？”
自从自己做了生意之后，田单岭才真正明白，朱代普太精明太节俭，所以缺乏人缘。没有人缘，生意就做不大。再加上他那个败家的儿子朱世昌，朱代普这个红土镇的大户，一天一天变成“小户”。
因此，田单岭血脉中不安分的因子越来越活跃。这个身材高大、不到十八岁的年轻人站在红土镇的街道上，从人来人往中看出了人们的需要，从洋碱洋火中找到了商机。他沿着粪车的车辙，沿着运送粪肥的航道，直接从农业社会里走出了一条商品之路。
几个月前，田单岭离开朱代普，不再给他收集粪肥，不再撑着木船沿着河流把粪肥卖给农家。
田单岭在红土镇的东头租了一间房子做自己的生意。他把洋碱、洋火、牛角梳、圆形玻璃小镜子和洋布、钢针、丝线、胶鞋摆在木头架子上，赶场的农民就用狐狸皮、果子狸皮、草鹿皮、麂子皮、山羊皮来换这些洋货。如果没有野物的皮，他们还可以用天麻、当归、黄芪来换。一个下雨天的上午，一个打赤脚的农民站在店铺的门口，从一个布口袋里摸出一个拳头大小的黑乎乎物件，想用它来换一块洋碱。田单岭没有见过这玩意儿。
这个玩意儿是铜做的，像一只小碗，但边沿有两只耳朵，底部有三只小脚，还有一个方框，里面圈了几个字，田单岭一个都不认得。他把这个玩意儿在手里掂了掂，转身从货架上取了一块洋碱。
“便宜你了。”田单岭说，“你这个玩意儿，盛汤也盛不得，盛饭也盛不得，我都不晓得拿来有啥子用处。看你走得辛苦，我拿块洋碱给你，你回家后，把弄脏的衣服好好洗一洗。”
他把洋碱递给农民，将这只小铜碗放进货架的最下面，来到后院。
他在院子里拉了几根绳子，上面挂着许多野物的皮毛。在院子一个角落，他还用木头和稻草搭建了一个棚屋，按照刘若木大爷的指点，他对皮毛进行粗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