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一点的风，裹着东河的潮气，吹在崔珍珠的胳膊上，伤口还在隐隐作痛。纱布裹得很紧，边缘蹭着袖口，每走一步都牵扯着皮肉，像有根细针在慢慢扎。靳老汉扶着她，脚步蹒跚地走进院子，月光把两人的影子拉得老长，投在满地还没收拾的碎瓷片和鱼汤渍上，像幅皱巴巴的脏画。

西窑的灯还亮着，昏黄的光从窗纸透出来，靳长安就坐在炕沿上，头埋在膝盖里，听见动静，他猛地抬起头，眼里布满血丝，看到珍珠胳膊上的纱布，身体不自觉地往后缩了缩，像只受惊的耗子。

“孩子们呢？” 珍珠的声音很轻，轻得像风吹过草叶，没有一丝波澜 —— 她连跟他吵架的力气都没了。

“在…… 在中间窑，娘看着呢。” 靳长安的声音发颤，不敢看她的眼睛。

珍珠没再说话，推开靳老汉的手，自己扶着墙走进西窑。

炕还是白天收拾过的样子，只是褥子上沾了点鱼汤的油渍，像块丑陋的疤。她坐在炕沿上，后背靠着冰冷的墙，目光直直地落在靳长安身上 —— 那眼神没有恨，没有怨，只有一片死寂，像淬了冰，冷得让靳长安心里发毛。

两人就这么坐着，一个靠墙，一个缩在炕角，西窑里静得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还有窗外风吹过核桃树的 “沙沙” 声。

没有争吵，没有眼泪，只有失望 —— 珍珠的心，已经死了。

她就这么坐着，一夜没合眼，像尊抽干灵魂的僵尸。

村里的第一遍鸡叫声隐隐约约的传来，珍珠的思绪却飘回了很多年前。

她是崔家最小的孩子，三女儿。8 岁那年，家里实在凑不出学费，崔母红着眼眶跟她说 “珍珠，别上学了，给家里省点钱”，她没哭，只是把那块用了又擦，擦了又用的瓷砖作业本收起来，用炭笔在上面写满了自己的名字 “崔珍珠”，那年她也是这样坐在冰冷的炕沿上，整整一夜 —— 那会儿她还不懂什么是苦，只觉得没书读，心里空落落的。

13 岁那年，大哥崔建平的第四个孩子出生，大嫂爱莲身体弱，管不过来，她就去帮着带娃。天不亮就起来，给孩子换尿布、喂奶，晚上还要哄着四个侄子睡觉，累但是觉得有价值。

15 岁，崔建平要盖新房，她跟着去帮工，搬砖、和泥、递瓦片，什么活都干。男人们都说 “一个姑娘家，别干这么重的活”，她却笑着说 “我有力气”。

18 岁，她跟着村里的工程队，到神来村盖楼板房。

在这里，她遇到了靳长安。

那时候的靳长安，还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留着干净的短发，眼睛很亮，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正跟着村里的老木匠学手艺。他第一次见她，就红了脸，结结巴巴地说 “你…… 你叫崔珍珠吧？我叫靳长安”。

后来，靳长安每天都会给她送饭，有时候是玉米饼，有时候是红糖油饼，还会变着法地哄她开心 —— 给她摘路边的野花，给她讲笑话，甚至会偷偷在她包里塞块糖。

在那个风柔月明的晚上，她动心了。

靳长安约她去村外的树林里，红着脸跟她说 “珍珠，我喜欢你，我想娶你”。她在他的温情和挑逗下，昏了头，跟他发生了关系 —— 她觉得，靳长安就是她的依靠，跟着他，肯定能过上好日子。

她没想到，崔建平坚决不同意这门亲事。

大哥说 “打听了一大圈，靳长安那小子看着老实，骨子里不是什么好东西，你跟着他，肯定会受苦”，她却不信，哭着跟大哥吵 “我就要嫁给他，他对我好”。

最后，她连场像样的婚礼都没有，没有婚纱照，没有红嫁衣，只是和靳长安去镇上领了个红本本，就算结婚了 —— 那时候她还觉得，只要两个人好，形式不重要。

想到这里，珍珠突然回过神，看着眼前缩在炕角的靳长安 —— 这个男人，曾经是她的希望，是她的依靠，怎么就变成了现在这样？会家暴她，会跟别的女人鬼混，会因为一点小事就发疯，人怎么能变得这么快？

她本来以为，结婚生了孩子，日子就算苦，也能慢慢好起来。

可她错了，苦难从来就没放过她。她像个陀螺，被生活抽着转，转得晕头转向，最后却发现，自己还是站在原地，甚至比以前更惨。

当村里的第一声鸡叫划破了清晨的宁静，珍珠终于动了动。她站起身，走到炕边的皮箱旁 —— 这是她嫁妆，还是娘给她买的。她打开箱子，从最底下摸出一个布包，里面是她这几年省吃俭用攒下的钱，有卖鸡蛋的钱，有帮人缝衣服的钱，还有靳老汉偷偷塞给她的钱，一共三百二十一块五毛。

她把钱揣进怀里，没跟靳长安说一句话，转身就往外走。靳长安看着她的背影，张了张嘴，想叫住她，却没发出声音 —— 他知道，自己没资格。

珍珠走出院子，朝着县城的方向走。路上的露水打湿了她的鞋，凉丝丝的，可她却感觉不到。她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到风陵县城的服装市场。